今年，多家出版方不约而同地推出了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部近六十年前的著作为何迎来了出版热潮？为什么霍夫施塔特在去世五十年后依然被热捧？燕京书评将连续推送王希教授的长文，今天是第二篇。

1890 年代的美国。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美国风行一时。图为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在做“老式放映机”的实验。（图源：视觉中国）

本文作者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

三 《反智主义》的写作背景

《改革时代》出版时，美国政坛上的“麦卡锡主义”闹剧刚落幕不久。从1950至1954年，共和党新科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借冷战的反共潮流，声称要清洗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学、媒体、艺术界、公民组织以及工会中的亲共分子，并利用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国会主导了一部反共闹剧。他绕开司法程序，任意传唤嫌疑人，并利用人身攻击、随意指控等手段，对美国左翼力量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威胁。麦卡锡主义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它所制造的国内恐怖政治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感震惊。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52年、1956年两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连续两次被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击败。在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眼中，两人的政治对决是新政自由主义与反新政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决，更是一场理性政治与反智主义政治之间的对决。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史蒂文森的失败，说明“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政治中占了上风，美国知识分子也因此面临一种“世界末日的劫难” 。 [1]

1954年，麦卡锡受到参议院的惩戒倒台之后，美国学界和思想界开始检讨美国为何会出现“麦卡锡主义”。最初的讨论集中在冷战时代国家安全与公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的关系上，尔后逐渐延伸至对“反智主义”的检讨。 [2] 1954年12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柯蒂（霍夫施塔特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第一次深入地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问题。

柯蒂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批判、实验和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的作用，但大众却对他们抱有一种“怀疑（suspicion）、反对（opposition）或贬损（derogation）”的态度；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与反感由来已久，其形成受到相关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包括教派之争、边疆文化、实用主义、大众民主以及对自我造就的文化英雄的推崇等。柯蒂指出，当代反智主义却是源于冷战政治，麦卡锡主义以“一种凶狠恶毒的特殊形式”，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压制，将美国带入“一个非理性和令人焦虑的时代”，不仅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将他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工具”，而且威胁到了美国文明的健康发展。 [3]

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他连续两次被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击败。（图源：视觉中国）

柯蒂的演讲于1955年1月发表，《社会问题期刊》随后组织了一场笔谈，邀请8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笔谈主持者将麦卡锡界定为“当今美国最显赫的反智主义者”，将反智主义界定为“一种极为宽泛的社会态度或价值观”，其特征是反对“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来指导和控制（社会）变革”。参加笔谈的历史学家威廉·洛伊希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同样认为，北美的历史环境孕育了反智主义的文化；并指出，当代反智主义的高涨与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得重要有关。 [4] 1959年，著名政治评论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进一步指出，保守主义力量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反共为借口，根本目标是摧毁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后者力量的不断壮大令他们感到恐惧。 [5]

这些讨论显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两场“冷战”：一场是美国在国际上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冷战；另外一场是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焦点是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在霍夫斯塔特这一代人看来，“极权主义”不光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昭示了这种可能。

霍夫施塔特没有参加笔谈，但他比柯蒂和其他人更早地关注和讨论了“反智主义”现象。1953年，当麦卡锡主义进入高潮的时刻，他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讨论了“反智主义”的问题。 [6] 当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去智识化”危机——大学教师的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管理权掌握在外行手中，教授的自治权可以被“董事会任意合法地收回”，课程设置中充斥着大量的技能训练，无法培养出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人，等等。他将高等教育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人对“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的迷信。在他看来，这种形式的民主貌似追求“平等”，实际上却是一种受肤浅的大众情绪支配的政府形式，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通过对现代媒体的操纵，制造出草根“暴政”，以此恐吓知识分子，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不仅听由民粹主义政客摆布，而且还将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视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恶人。 [7]

柯蒂、洛伊希滕堡、李普塞特以及其他人在同一时段对反智主义的讨论，对霍夫施塔特的思考无疑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柯蒂的演讲。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柯蒂1955年的演讲与霍夫施塔特的《反智主义》，可以看到两者在主题上的重叠。尽管如此，《反智主义》不是对他人观点的简单重复或扩展，而是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下利用丰厚的史料支持，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所做的全面检讨和分析。霍夫施塔特认为，虽然反智主义很少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但反智主义的影响却无孔不入，渗透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兴起和泛滥，原因之一是美国提供了适合它生长的政治和文化土壤。 [8]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欣言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版

四 “反智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界定

什么是“反智主义”？这是霍夫施塔特在《反智主义》书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思想的轻蔑”（disrespect for mind），但它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ism），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attitude），即一种由“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a complex of traits），其共同特征就是对“知性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和那些奉行“知性生活”的人抱有反感与怀疑，并始终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 [9]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霍夫施塔特在第一章里列举了十数种“反智主义”现象，其范围从民间对学究式人物的嘲讽，延伸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知识分子的反感、麦卡锡对国务院专家的攻击和右翼势力对大学教授和专家的抨击等。

他同时指出，反智主义并非一定是一种“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而且反智主义的领袖人物，甚至会是一些“深切关怀思想的人”。他们既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那些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的群体——如三K党和美国共产党、资本家和工会领袖等——可能同样分享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仇视。为此，“反智”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美国态度，并不只限于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且“反智主义”也不是一种天生的邪恶力量，它实际上与许多“善业”（good causes）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如此长久地深入人心，渗透在美国社会与生活中，所以反智主义的批评者需要将它“与它赖以生存的仁慈冲动分离开来”。 [10]

那“反智主义”的对立面——“智识”（intellectualism）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intellect）——又应该如何界定呢？什么是“智识”？谁是“知识分子”？柯蒂在1954年的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包容性宽泛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的“知识人”（man of knowledge）到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者所称的“脑力劳动者”（brainworkers），再到当下的原创性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在大学里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等，都可以被包括在内。 [11]

霍夫施塔特则不这样认为。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加严格。在 1953 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将“知识分子”生动地界定为那些“在晚餐之后大脑（mind）很可能继续处在活跃状态之中的人”。 [12] 在《反智主义》中，他则指出，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现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标准，即便在学术界，也并非人人都能够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霍夫施塔特的眼中，“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某些作家”以及大学里的许多教授都不能算做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是“以理念为生，而不是为理念而生”。所以，理智生活、怀疑与批判精神、对思想的崇尚、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智识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霍夫斯塔特特意对“聪明人”（a man of intelligence）和“知识分子”（a man of intellect）做了对比和区分：聪明人心灵手巧、悟性极高，而知识分子不仅具有领悟力，而且更能做理性思考；聪明人使用现实手段解决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则具有批判能力，并善于做创造性思考；聪明人关注部分和眼下，知识分子则思考全局和未来。 [13] 霍夫施塔特还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的一些特质——他们拥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curiosity）、醉心于智识工作的“玩兴”（playfulness）和追求真理的“虔诚”感（piety），但他们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以集体的方式扮演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触角”（moral antennae）的角色。他们在公众尚未意识到之前就考虑和提出社会需要关切的基本道德问题，所以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价值观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他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掌握政权或独霸真理，而始终是在“对新的不确定性的追寻”之中。 [14]

《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基于这种对“反智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界定，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的起因做了探讨。他认为，在当代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现代十字军式的讨伐中, “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只是工具”；保守主义真正希望惩罚的，不是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影响，而是来自美国本土的新政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因为后者比外来的激进主义更具有威胁性。 [15] 他借助在《改革时代》一书中使用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对当代“反智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反智主义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包括对新政的憎恨、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对教会现代化的反感以及对福利国家和联邦经济管制的反感等，起源于对现代美国的恐惧和对逝去美国的怀念。

在此，他几乎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者等同于19世纪末期的平民党人，认为前者分享了后者曾经有过的政治心理状态，把即将逝去的美国看成是一个理想世界，因为它拥有孤立主义带来的安全、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舒适、新教主导的文化传统和蓬勃生长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当代的保守派对新政以来的现代美国抱有一种真实的恐惧感，为了捍卫昔日的旧梦，不惜拥抱各种阴谋论，集合在“反智主义”的旗帜下，与罗斯福新政顽强地进行着一场“地下反叛”（an underground revolt），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绝妙的渲泄和爆发的机会。

在这里，霍夫施塔特还讨论了一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的国际原因，即外来思想的“侵入”。如果说，外来思想的早期侵入，是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卷入国际事务的结果；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美国积极主义”（American activism），则为更多新的外来挑战打开了大门。美国人原以为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美国思想的影响下“会放弃……意识形态，接受我们的民主形式，并将之运用来……努力追求幸福”，没有想到曾经崇尚美国的其他人民会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传统，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形式的外来挑战的准备，因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夫施塔特用他风格独特的犀利语言写道，“美国人在享受因他们的激励而带来的胜利的同时，也在吞下激励所带来的失败的苦果。”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国内保守派非但不明白美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反而将美国面临的困境怪罪于国内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的无能与腐败的无情批判，从而将知识分子当成替罪羊，置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对立面。在霍夫斯塔特看来，保守派建立的这套“虚构的和完全抽象的对立状态”（a set of fictional and wholly abstract antagonisms）不仅将知识分子妖魔化了，而且将“爱国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揉合在一起，将美国人推向一种“虚构世界”（mythology）之中，致使整个社会无法进行关于真相的常识性讨论。 [16] 在他看来，这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所在。

1943年11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举行会晤，史称“德黑兰会议”。

五 宗教生活与“反智主义”

为了梳理“根植于我们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选取了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这四个领域作为“美国生活”的主要侧面。虽然他没有解释为何选择这几个领域，但不难想见它们与美国人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和“智识”世界。

在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将宗教列在第一位，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宗教似乎与“反智主义”的关联不大。但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却显示，殖民地和早期美国的宗教教派之争正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源头之一。

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缺乏欧洲王权国家中的统一宗教建制。虽然早期的清教教士在新英格兰地区构成了一个“有学识的、能写会道的”智识阶层，还建立了哈佛学院，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对浸信会、贵格派等异教教派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容忍。 [17] 教派冲突在18世纪上半叶第一次“大觉醒”时达到一个高潮，而殖民地的扩展和经济生活的多元化更推动“正统”教派迅速走向衰落，以福音派为基础的奋兴派牧师（revivalists）乘机取代了传统的“智识派”教士。奋兴教派的布道者出身普通，自学成才，利用感性色彩极浓的布道方式将被传统“正统”教会排斥在外的信众吸引过来。到美国革命发生之时，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激化了教派之争，导致了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产生，新教教会的形式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种“自愿性组织”，对所有人开放，无须在教会或牧师面前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感。

到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觉醒”发生时，宗教多元化和自由化已经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特征，早期宗教中的“智识”阶层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8] 19世纪的教会为扩大规模，赢得教友的忠诚，奋兴主义者提倡对“普通人”（simple people）用“简单思想”（simple ideas）布道，抛弃了传统教士对教义的智识讨论；牧师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解释者，而被降低为宗教社团的司职人员。 [19] 与此同时，福音派借助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深入新开发的西部和新兴的城市，利用市场革命产生的商业化机制来普及宗教皈依活动。类如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这样的新派布道师，也采用适合普通民众的布道方式，将《圣经》故事与小镇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赢得信众的狂热吹捧，但这样做也加速了宗教领域的“去智识化”。 [20]

然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国家内部流动性的增加，奋兴主义教派也遭遇了世俗力量的挑战并产生了内部分裂。20世纪20年代，奋兴主义教派力图捍卫自己在美国的宗教地位和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影响力，与不同的世俗改革力量围绕达尔文进化论和理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科学与神学的对决中，由乡村和小镇民众组成的传统美国发起了一系列对现代美国的抵制，包括第二波三K党运动、禁酒运动、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以及1928年总统大选等。但这种“对现代性的反叛”最终是徒劳的，反而帮助建构了新的都市政治力量，最终为罗斯福新政的来临准备了选民基础。 [21]

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初福音派宗教势力反对现代性情形的描述，非常生动，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人想起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相关情形。但霍夫施塔特的用心，在于说明宗教保守主义与麦卡锡反共主义之间的精神联姻。换言之，宗教保守主义之所以成为美国反共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它将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信仰体制，至于美国是否真的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或共产党人是否真的在美国存在并不要紧，所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设定中，所有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也就被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为“一场精神决斗”（a spiritual Armageddon），宗教情感深厚的美国人也因此被带入一种走火入魔的反智主义陷阱之中。 [22]

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在 1828 年的选举中败于杰克逊。

六民主政治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草根派取代精英派的过程。在霍夫施塔特眼中，美国建国者一代人可被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富有学识，推崇理性，崇尚科学。这个“贵族精英”（patrician elite）群体，不仅创建了美国的政治体制，而且还成为了第一代领导人，所以早期的美国政治是一种“绅士政治”。但随着政党政治在19世纪初的兴起，“大众民主”（a popular democracy）取代了精英政治，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在激发其支持者参与政党政治的同时，也赋予他们抨击精英政治、反对地位差别的勇气。 [23]

在1828年总统大选中，拥有哈佛学位、崇尚欧洲文明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被出身寒微、行为鲁莽、靠战场军功出名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击败，早期的精英政治就此谢幕，让位于延续至今的“大众民主”。随之而来的“杰克逊民主”，将分赃制（获胜政党独享公职任命权）、公职轮回制（政府公职不由固定的精英阶层担任）和恩惠制（政党根据党工忠诚程度分配利益和官职）等带入美国政治之中，在体现“民主”的同时，也强化了“反智主义”；政府成为了一种由政党控制的、必须分享的公共财产，而企图保持独立的知识精英则被排除在政党体制之外，失去了与“反智主义者”抗衡的平台。 [24] 重建时代不愿与两大政党为伍的“独立派”，企图恢复新英格兰文化传统和清教伦理，推动联邦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痛斥政党腐败，但在对手使出的“平等主义情感、政治机器的贪欲以及反智主义”的杀手锏面前，他们毫无招架之力，还被对手耻笑为是女人气十足的遗老遗少。 [25]

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政治是在20世纪开启之后，但此刻的“知识分子”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旧式“知识精英”为新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所代替，而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管理的复杂性也要求政府借助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的帮助。进步时代担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对知识分子也多少抱有同情之心，但“知识分子”最终进入到政府之中并受到重用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时代。虽然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能够成为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并能对掌握实权的人施加“一种广泛而关键的影响力”（a pervasive and influential influence），已经是知识分子所取得的巨大政治进步。 [26]

然而，他们对政府权力的参与也刺激了新一轮反智主义的兴起。保守派将知识分子变成了美国失败的替罪羊，选民中的“反智主义”与反精英的平等崇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打击知识精英的“民主”力量。在1952年、1956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大胜史蒂文森，近乎于复制了1828年杰克逊战胜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一幕。尽管不喜欢知识分子，艾森豪威尔和保守派共和党人，却没有抛弃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霍夫施塔特认为，当现代美国社会的治理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尖锐和充满矛盾的问题”（an acute and paradoxical problem）。 [27]

哈佛大学盛产知识精英。（图源：视觉中国）

七 经济和商业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在“实用性文化”（The Practical Culture）的标题下，霍夫施塔特讨论了美国商业、商业文化以及相关领域中的“反智主义”的历史发展。“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出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柯立芝之口；但自殖民地时代起，商业与商业文化就一直是美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历史上，商人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反感和敌视的紧张关系之中，但两者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商业活动是美国经济的主干，由此产生的商业行为和心理习惯，影响着大多数人对待文明和宗教的态度。边疆生活的经验和商业竞争的需要，使美国人养成了做事讲求实用、相信直接的经验、反对空谈或抽象思辨的行为习惯，而政治上的“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则始终赋予美国人“一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在大众文化中，自我造就的成功者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致富者是美国人的文化英雄。即便是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物，也反映出实用主义文化的重要——学究气十足的汤姆·索耶（Tom Sawyer）代表着“智识”文化的不现实性，灵活机智的哈克贝利·芬（Huckleberry Finn）因善于处理现实问题而被视为土生土长的美利坚智慧的象征。 [28]

随着商业主导了19世纪的美国生活，对凭自力更生（self-help）而发家致富者的推崇便成为一种民间文化，实用性也成为美国教育的宗旨。公立教育中的人文课程，不仅被认为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而且还被认为是在误导学生养成不必要的雅兴。虽然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商业成功与商学院的训练挂钩，但商业界对学术界的传统怀疑依旧存在。 [29] 早期的农场主人口中还有一些受过教育、致力于鼓吹农业技术的绅士农场主，但现代的底层农场主对子女接受大学教育并不热心。

在这一部分中，霍夫施塔特还考察了工运和激进运动中的“反智主义”。他注意到，激进知识分子与劳工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工会视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而行业工会本身希望追求的经济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扩大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利益分享，两者在政治宗旨上并不投缘。此外，为赢得工会的信任，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身段，“在思想上去阶级化”（declass themselves spiritually），这样做实际上导致了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异化”。美国共产党这样的激进组织更是具有“反智主义”的特征，因为它坚持单一的意识形态，不容任何思想异见，这一切令知识分子在其中难以立足（在论述最后一个观点时，霍夫施塔特除了列举许多左翼美国作家在20世纪30、40年代脱离美共的例子之外，也一定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与美共短暂交往的经历）。 [30]

美国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图源：视觉中国）

八 教育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霍夫施塔特讨论的第四个美国生活侧面，是美国的公立教育。在1953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已经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反智主义”提出了批评和警告。在《反智主义》一书中，他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公立学校的师资、管理、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等问题上。霍夫施塔特认为，建国者一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教育与共和国存亡的关系，因而十分重视建立国民教育体制。然而，19世纪的美国公立教育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一直在一种“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低廉的教师待遇、破败的校舍、“去智识化的课程设置”（de-intellectualized curricula），以及对拥有优秀资质的学生的忽视等。与高等教育一样，因为受到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影响，公立学校的运作一直为地方政治所控制，教师素质不高，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心智”（mind）的训练和培养。

在讲求“平等”和“民主”的环境下，美国教育的管理者和改革者拒绝把教育视为一种培育“上流文化”（a high culture）的过程，而始终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将教育的目的设定为培养“诚实、勤奋、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有用公民，以教会学生实用的生活和专业技能、扩展他们的“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ies）为目标。这种耗时长、低水平、低要求的公立教育，对于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和具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因为前者需要及早进入就业市场，后者需要及早进入大学深造）。 [31]

20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将高中变成了美国中学强制性教育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在古典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竞争中，后者取胜。所谓“生活适应”（life-adjustment）教育的课程设置被引入，以加强学生的生活技能训练。这种将中学教育与为大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脱钩的做法，极大地降低了公立教育中的“智识”内容。此外，教育的标准不是提倡优秀，而是讲究平等，向能力弱的学生看齐。霍夫施塔特认为，这种新型教育表面上看是民主、激进的，实际上却是保守、落后的，极大地助长了中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智主义”；注重平等的教育，实际上催生了美国教育的平庸，致使其在智识训练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和苏联。 [32]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专辟一章来讨论美国教育改革的领袖人物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杜威的原意是希望学生使用心智（mind）作为工具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强调智识与行动能力的“双重并进”，从而在一个与现实接近的环境中将儿童教育改造为一种“社会重构的主要力量”。杜威从来没有提倡过“无方向的教育”，但他也未能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实用标准，所以最终没有解决培养学生的标准和方向的问题。霍夫施塔特对中小学教育的最大批评是，教学改革在强调民主和平等的同时，降低了对智识能力的训练，打击了优秀学生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就的志向与勇气。其结果是，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很容易成为“顺从”文化的俘虏。 [33]

本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应邀为后浪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撰写的中文版序（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删节版将在《美国研究》发表，此版为修订后的完整版本。《燕京书评》将连续三天推送王希教授的长文，今天是第二篇，明天将刊出第三篇。

注释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5-6. 本文涉及《反智主义》一书的所有引文均来自此书的英文原版。关于麦卡锡主义及其影响的简短讨论，见王希：《麦卡锡主义：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恐惧》，载《千渡》，2019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王希：《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载《读书》，2000 年第 11 期，第 19~28 页。

[2] 例如: 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23 (Winter, 1953～54); Archibald MacLeish, “Loyalty and Freedom,”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22 (Autumn, 1953)。

[3] 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 No. 2 (January 1955), pp.259～82. 引语分别来自第 261~263 页, 第 274~276 页。

[4] 关于这场笔谈的详细情况，见：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11, No. 3 (1955), pp.3~56; S. Stansfeld Sargent, “Introduction,” ibid., pp.3~7; William E. Leuchtenburg, “Anti~Intellectualis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bid., pp.8~17.

[5]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Vol. 88, No. 3 (Summer, 1959), pp.460~86.

[6]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Vol. LIX, No. 21 (August 8, 1953), pp.281~295.

[7]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pp.286~287, 291, 295.

[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p.19~21.

[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3, 7~9.

[10]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p.21~23.

[11] 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p.261.

[12]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p.283

[1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5~27.

[1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31.

[1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39~41.

[16]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42, 44~45.

[1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57, 60.

[1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57~80.

[1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84~85.

[20]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87~116.

[2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23.

[2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17~135.

[2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 146~155.

[2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60~171.

[2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72~184.

[26]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97~217.

[2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29.

[2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33~243.

[2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 244~245, 251~255, 258~266.

[30]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229, 275~280, 284~288, 289~292.

[3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00~301, 305, 311~322, 324.

[3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26, 331~332, 334, 343, 346, 356.

[3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62~363, 374~377, 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