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了解提出“性恶论”的荀子。

先秦三大儒，就影响来说，荀子不如孟子，孟子不如孔子。

如果你去过曲阜孔庙，稍加细心就会发现，在孔庙里特别讲究论资排辈：除了享受主祭的孔子外，他的亲传弟子颜回、曾参，第二代弟子子思，还有第四代弟子孟子，皆受配享。本来，“孔子之后无圣人”，那孔子岂不很孤独吗？于是，除了将孔子尊为“至圣”外，其余四个人也冠以圣者之名：亚圣孟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思就是《中庸》的作者孔伋，孔子的孙子。这4人就是孔庙里的“四配”，配者陪也，作为圣人孔子的陪衬而享受祭祀。之外，还有十二哲、七十九先贤、七十七先儒，加起来有一百多号人呢，构成一个庞大的儒家圣贤系统。但是，所有这些人里面，你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人，他就是荀子。

司马迁《史记》里将孟子、荀子合传，称“孟子孙卿列传”，明摆着是孟荀比肩，不分伯仲，为什么后来的荀子就默默无闻了呢？我们今天觉得荀子的影响不如孟子，实际上，荀子在宋代以前影响比孟子还大。而且荀子在孔庙里面本来是有牌位的，后来却被逐出孔庙，连配享资格都没有，让人匪夷所思。下面我们来分析荀子的身份之谜。

一、荀子身份的变化

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孔子以后的数百年间，儒家演变为种种派别。到战国晚期，“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儒家分出八派，墨家分出三派，这是韩非说的。造成这种复杂的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时代变了，诸子百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荀子思想的多元性、多样性是他的时代造成的。

1、荀子是战国晚期最有学问的学者

荀子是赵国人，比孟子晚出约70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战国晚期。荀子的生平事迹记录很少，我们根据相关材料，整理出荀子经历的几次关键事件：

其一，在秦国与秦昭王讨论儒家的作用。秦国重视法家，富国强兵，效果明显。荀子见秦昭王，秦昭王问他：“儒家有用吗？”这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从孔子到孟子以来，儒家的以德治国理想四处碰壁。荀子后来写了《儒效》、《非十二子》、《富国》、《王霸》等等文章，都是荀子对于儒家本身的反思。

其二，在赵国与孝成王讨论军事问题。儒家一般不谈军事问题，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后来荀子写成《议兵》一文，主张合理战争，也就是仁义之师。参加这次讨论的，除了荀子、赵孝成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做过将军的临武君，另一个是荀子的学生、后来做了秦国宰相的李斯。

其三，在齐国稷下学宫任首席专家。荀子在50多岁的时候到齐国，因资历很老，在稷下学宫做过3次“祭酒”，祭酒相当于首席专家。稷下学宫里面各路神仙都有，荀子与当时的阴阳家有过交锋，荀子后来写成《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天人相分、人定胜天，批判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说，得罪了当时那些炙手可热的阴阳家。于是有人诬陷他，荀子被迫走人。

最后，荀子晚年到了楚国，楚国的执政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兰陵在今天山东省的临沂市兰陵县，这里有荀子墓，现在还建有一个“荀子文化园”。荀子活了大约75岁，在当时算是高寿。

荀子的思想，与他一生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他与秦昭王论儒，与赵孝成王议兵，在齐国稷下学宫与各种学者交锋，晚年任兰陵令，这些经历促使他对诸子百家的优劣是非进行深入的思考。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我们现在看到的《荀子》这本书，加起来有32篇，每一篇都有明确的主题，如《劝学》、《修身》、《礼论》、《天论》，这比他以前的《论语》、《老子》、《孟子》之类的只分章节不分主题的语录体有很大的进步。荀子虽然是战国晚期最有学问的儒家学者，但他的思想已不属于纯粹的儒家，他对各家的学说都有过批评，即使对于儒家，他也毫不客气。

2、荀子对儒家人物的大不敬

荀子虽然是一位儒者，但他除了孔子和子弓以外，谁都瞧不起。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非十二子》，一口气骂了12个有影响力的学者，说他们表面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实际上都是歪理邪说。这里学者里面涉及阴阳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荀子对儒家内部的批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mao，愚昧）儒、嚾嚾（huan喋喋不休）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大意是说，只知道效法先王却不得要领，还自以为才华横溢，见闻广博。借古人之口，提倡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理论晦涩难懂，还郑重其事地说它出自先师孔子。子思、孟轲的这一套理论，得到了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附和，代代相传。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试想，如果荀子没有跳出儒家的圈子，他会这样大胆、放肆地对儒学前辈给出如此的定位？可见，荀子这样的心态，已经超越了儒家的阵营，有点若即若离的味道。

荀子还有一篇文章，叫《儒效》，称儒者也有三六九等：“有大儒，有雅儒，有俗儒，有陋儒，还有贱儒。”指名道姓地称孔子是“大儒”，孟子是“俗儒”，子夏是“贱儒”。他虽然承认孔子是“圣人”，但加了一个定语，叫做“圣人之无位者”，空有其德而无实际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庄子说的“素王”。这属于大实话，也带有某种不恭和无奈。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

孔子只是道德教化的精神领袖，而非实际的政治领袖。在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在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荀子比孔子、孟子实际多了，他推崇“圣王”，而非有德无位的纯粹的圣人，认为儒学必须与政治权力相结合。

3、“二千年之学，荀学也”

这句话是谭嗣同说的，很有影响。他的原话是这样：“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秦政皆大盗，荀学皆乡愿”这话听起来有些惊世骇俗。乡愿，就是和事佬，凡事不讲原则，与坏人同流合污。这里指的是假仁假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第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制度是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加专制主义。谭嗣同是个革命家，他反对清代的君主专制，便骂秦政是“窃国大盗”，借国家名义剥削人民、压榨百姓，这是最大的抢劫！

第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指导思想是荀子一系的“乡愿”儒学。谭嗣同说荀子一系的儒学违背了孔子的真精神，是孔子本来就反感的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之道。秦政借孔子仁义之名，行专制窃国之实，荀学也乐于与专制主义相唱和，二者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客观而言，谭嗣同这句话有些以偏概全，过于激进，但也不能说它全无根据。荀子确实是战国晚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各家之长，对周公的“制礼作乐”来了一次最彻底的改变，比孔子、孟子都要彻底。荀子的学问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是王霸并用，德法并举。荀子门下出了两个最有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都是法家。韩非集法家之大成，李斯则做了秦国宰相。一个搞理论，一个搞实践。法家成全了秦国，也毁掉了秦国。秦国虽然灭亡，但法家的治国理论还在延续，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在儒学“独尊”的名义下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说二千年之学皆荀学，间接地承认了荀子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设置起了关键作用。

4、荀子被逐出孔庙

历史地看，荀子的地位曾经一度超过孟子。汉代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其解说大多来自荀子。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将荀卿列于孟子前面。王充《论衡》中也有“荀孟之徒”之语。两汉时代孟子常遭批评，而荀子皆受好评。这种情况与汉代的政治制度“杂王霸而用之”有直接关系。

到唐代，荀子的地位仍然高于孟子。唐太宗在《帝范》中反复引用荀子之言。魏征在贞观十四年上疏中说：“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直接来自荀子《哀公》篇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直到中唐，因儒学复兴运动才发生改变。韩愈反对佛老，提出“道统”论，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列为儒家道统人物，而将荀子与扬雄另列为不纯粹的儒家，开启了尊孟抑荀之风。

宋代理学家更瞧不起荀子。你看，理学家提倡“天理人欲”之辨，而荀子却是“有法无天”，天人相分，人定胜天，把天命给否定了。理学家提倡“心性”儒学，都与《中庸》有关，而《中庸》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荀子都搭不上边。后来的心学家王阳明公开承认他的“致良知”学说源于孟子。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明嘉靖九年（1530），荀子终于被逐出孔庙。

有人问，荀子作为儒学集大成者，是否还有机会再请到孔庙中接受配享呢？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的陈迹，我们没有必要为五百年前的事情翻案。我们今天关注的，不是荀子再进孔庙，而是要搞清楚他的学问真相到底是什么，对于现代社会有何启示？

二、人性之恶与荀子的政治哲学

1、善是人造的

荀子是中国第一位专业礼学大师。荀子之所以推崇“礼”治，是基于他对人性的看法。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性恶》的论文，开头第一句就直奔主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的天性都是恶的，其善良的行为皆出于人为。注意，这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相当于英文中的artificial，人工的、人造的、整过容的。你看韩国的女演员长得都差不多，英文就是artificially beautiful,人造的美,绝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种自然美。荀子告诉我们，世上的“好人”也是一个道理，既非天生，也非伪装，而是靠后天的教化而培养起来的。

2、欲是恶的根源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天使和野兽之间，人性之谜实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荀子说人性皆恶，恶到底是什么？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这是荀子性恶论的要点。换句话说，性恶论的“恶”就是人的欲望，一旦人类的欲望之门打开，就会发生无休止的争斗。你去看看现实生活的人吧，哪一个不想追名逐利？哪一个不想声色犬马？又有哪一个不想躲避危险？如果顺着人的欲望，不加节制，这个社会肯定会乱套。

人都有欲望，没错，但欲望是否都会变成恶？膨胀的欲望，过分的欲望才会变成恶。荀子说的恶应该是后一种，否则的话，他的理论前提就错了。不过，荀子这个理论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后来的人性论探讨都应该考虑过荀子的问题。唐朝的李翱认为“性善情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情感欲望是恶的。后来宋儒有“天理人欲”说，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看法，天地之性是生来就有的，是天理，是本来的善；气质之性是由于每个人气禀不同和外界的原因产生的，提倡要“变化气质”，回归天地之性。这其实是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综合。

3、好人与坏人

人性除了有善根，也有情感、欲望，所以，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有人非要问：荀子和孟子哪个最值得相信？你怎么回答？我的看法是：孟子看到一个人会说：“你这个人虽然坏，但本质是好的。”荀子看到一个人会说：“你这个人虽然好，但本质是坏的。”在荀子的眼里，没有一个好人；在孟子眼里，没有一个坏人。二人的境界确有不同。孟子看到了人的神性，荀子看到了人的魔性。天使和魔鬼都藏在人性里，孟子倡导给天使以玫瑰，荀子更看重给魔鬼上镣铐。

有一则这样的报道：

在澳洲的某监狱，狱警们为了让心狠手辣的犯人改邪归正，给每个犯人安排照看一只流浪狗。狱警们希望能借助这群狗来改造这些犯人。当狱警把这些狗带到犯人面前时，他们的眼神立马变得温和起来，甚至有一名杀人犯看到狗后流下了眼泪，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这些犯人曾经都是独来独往，不懂得与人相处，关爱他人，动不动就大打出手，但自从有了狗相伴后，他们开始变得温和，变得有耐心、有责任感，决定重新做人，改邪归正。

人性本来是善恶兼具的，但有些人也许受过太多的刺激，看到满世界的人都是坏蛋，处处设防；也有人明知世界充满险恶，也曾上当受骗，但他仍然坚信世界的美好，相信坏人也有改过自新的一天。大概前一种人是荀子，后一种人是孟子。

三、“礼治”到底是什么？

荀子是中国的第一位专业的礼学大师，他主张“礼治”或“以礼治国”。历史地看，荀子的“礼治”思想是继承孔子而来，而孔子又是从上古三代总结而来。周公在公元前11世纪“制礼作乐”，第一次创立了中国历史上完备的礼制，孔子最为推崇的就是西周初年设立的这套礼仪制度。但孔子还说过，夏商周三代的礼有前后损益的关系，到周代最完备。可见，中国自有国家以来就一直采用以礼治国的模式。

问题在于，孔子讲礼，荀子也讲礼，他们两个讲的是一样的礼吗？如果从细节上看，很难看得出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礼，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别，上下有序”，这是原则性的方向。不过，因为孔子以仁释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使得孔子的礼学披上了一层温情。孟子的仁政，很好地诠释了孔子以德治国的内涵。这一切，都根源于性善论。但是，荀子就不同，他性恶论使得他所谓的礼治偏离了道德的方向。

礼的内容，既有法律的成分，也有道德的成分。法律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道德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由于荀子从人性恶出发，他的礼治只能偏向于你不能做什么，防止人民“越界”。

“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从礼的形式看，祭祀天地、祭祀祖先，在儒家那里通用，但荀子强调“隆君师”，这跟孔子、孟子大不一样。在荀子，圣王就是“君”，“师”是儒者，儒者只能在君的领导下发挥作用，所以，荀子的隆君师，本质上是尊君。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尊君和隆父是一贯的，这在孔孟那里都没有这么说话。荀子的观点，为韩非作了铺垫，儒家的“三纲”的源头主要就在这里。谭嗣同说“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看到的也是荀子礼学对于君主集权、社会尊卑秩序的维护。

今天也有“礼”。我们要遵守的规则、规范，有的归道德，有的归法律。道德是软约束，法律是硬约束。遇到冲突，道德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打官司”。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我国于2012年修订颁布、2013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第十二条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也就是重阳节为“老年节”。

现代国家到底是“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如果你认为是以法治国，那为何西方的选民对国家领导人和官员的人品还提出很高的要求呢？中国为什么还要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加强修养呢？可见，这样的二分法是很难自洽的。

有人说，新加坡的法治社会就是罚过来的，吐一口痰，罚1000块，但这肯定不是法治社会的全部。我们国家好多年前也试过，比如在火车站，你不小心丢了一张纸，或者吐痰，马上有人过来，罚你五块钱，但后来没有实施下去。梁启超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是不踩底线，那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不踩底线就是不触碰法律，如果人人都这样，那雷锋就一个也没有了，这跟中国的圣贤传统背道而驰。中央电视台好多年都有《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就是要表扬那些道德情操特别高尚的人，以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的和谐美好。还是孔子说得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靠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人民会想方设法避免刑罚，但不以犯罪为耻；让道德来引导，以礼制来约束，人民不仅讲规矩，而且有羞耻心。孔子这个“德主刑辅”的政治原则，应该是一个中庸之道。

荀子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儒学与王权结合的“圣王”理想，大约过了100年，在汉朝的董仲舒那里获得成功。好了，我们下次就讲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