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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王安石到底怎样?陆九渊这样评价他

时间:2021-09-03 16:50:24 来源:非常国学 点击数:132809

【导 读】

今年适逢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8月28日,由江西临汝书院、政邦智库联合策划的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隆重启幕。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新先生应邀出席,并以《理想·现实——陆九渊为何如此评价王安石》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上一篇里指出王安石听不进不同和反对的意见,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是不智的。这话的意思不是说王安石缺少智慧,王安石是个智者,包括宋神宗,还有当时反对变法的很多人,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少见的智者。王安石的“不智”,是智者的“不智”,不是不智者的不智。不智者很少能智,但智者也有不智的时候。真正的智者不是言行不出差错,而是能够倾听不同声音,获得认识的进步,正视差错,检省差错,从而少出差错。

这次荣幸受邀,参加由中国书院协会、政邦智库和临川市在临汝书院联合主办的“千年学府,致敬未来”的高峰论坛,讲说自己对陆九渊评价王安石的一点想法,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因为今年适逢王安石1000年的诞辰,同时又因长期从事“宋学”的学习和研究,对陆九渊也敬服已久。王安石就是临川人,陆九渊是金溪人,他们都是抚州地区最高级别的历史文化名片,能够在两贤的家乡,表达对他们的景仰,同时向与会专家学者和现场的朋友们汇报自己的一点学习所得,着实是件求之难得的幸事。紧张是因为冒然答应讲说的这个话题,是个太难缠的话题。从古到今,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而专门就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说起,虽然有化繁为简的可能性,可是牵涉的问题过多,一个小时之内如何取材,如何凝聚,如何分出条理、层次,确实不容易,加上临行前两天因为牙齿出了问题,影响到喉咙和整个脸部都一直在痛疼,到了临川之后,讲座之前只是听朋友们欢快的畅谈,很少插话,有时听得也不能完全集中,真是有些抱歉了。怕讲不好,所以心里一直很紧张。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讲座一开始就先说明:“我相信自己,不可能讲透讲好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讲过之后,大家不会感觉太失望。”

我先介绍了一下王安石和陆九渊的简单情况,这个介绍对于在场的学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对于听讲的临川朋友有用,因为我问过临川宾馆的保安,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谁是王安石。2000年,我领着几位研究生朋友到江西、福建访古,在陆九渊的家乡金溪县陆坊问当地人陆象山的墓地在哪?“你说的这个人是书记还是常委?”看来王安石和陆九渊的家乡百姓,确实有很多不知道他们的,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熙宁间与宋神宗君臣联手实施变法,史称“熙宁新政”或“熙宁变法”。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各方的反对派占据绝大多数,无奈之下宋神宗将王安石贬官。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为相,第二年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因为这一年是元祐元年,所以史称“元祐更化”。同年4月,王安石过世于金陵钟山。王安石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受封荆国公,过世后八年,宋哲宗皇帝亲政,在朝臣建议下,赐王安石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庭,后世历史因此称王安石为王荆公、王文公、或荆公。

崇宁三年(1104),宋朝给了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的待遇,位列颜回和孟子之下,追封舒王。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接受程颐大弟子杨时建议,停止王安石配享孔庙,绍兴初,宋高宗又因赵鼎、吕聪的建言,停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陆九渊(1039-1093),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最有影响力的理学演讲家,因为曾在贵溪象山讲学,被学者称为象山先生。是与朱熹齐名却又各自代表一个派系的理学家领袖,不是今天的所谓“意见”领袖,而是学术思想的领袖。

本来我想介绍一下王安石身后祠堂的一点情况,但是因为没用幻灯片也没看稿,现场漏掉了。为什么要介绍王安石祠堂的来龙去脉?因为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就集中在他为王安石祠堂所作的一篇《记》里。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祠记》,陆九渊没有机缘把对王安石的想法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说出来。

临川荆公祠堂,最早是地方郡守和家乡民众,于崇宁五年(1106)在王安石旧居上修建,绍兴间小有修复,很快又残旧荒芜了。淳熙十五年(1188),知州钱象祖重新予以修复;至顺三年(1332),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塔不台,应“就养”于抚州的翰林学士吴澄的请求,再度进行较大幅度重修,吴澄作《祠记》。

其实浙江鄞县原本也有王安石祠堂,王安石做过鄞县的知县,推行新政,贷谷于民,乡里人得到益处,立祠纪念,明末时被反对王安石的地方长官拆毁了。当然,塔不台在元代重修临川王安石祠堂和鄞县的王安石祠堂,都跟本讲无涉。本讲只说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抚州知州钱象祖所修复王安石祠堂时,陆九渊所写的记录文字,这篇文字的名字,叫《荆国王文公祠记》。

自从熙宁新政开始,各种不同意见就不断指向王安石,反对的意见,主要来自富弼、文彦博、韩琦等老一辈官员,司马光等同辈官员,另外就是年纪轻些的下一辈同朝官员,如程颢、程颐兄弟,苏轼、苏辙兄弟等等,反对意见各路都有,而且很多。元祐初,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垂帘听政。高氏一向反对变法,将司马光、吕公著召回朝廷,同时任命为相,将新法全部取消,贬窜参与和支持新法的官员,历史上叫做“元祐更化”。元祐八年,高皇后病故,哲宗亲政,一年多以后改元绍圣,将支持新法的官员召回朝廷,反对新法的官员再度遭到贬窜。元符三年(1100),哲宗过世,徽宗即位,继续推行神宗时期的原则,并于登基第二年将年号改为崇宁,以表示崇尚熙宁新政,但官员中的很多人都在不断贬来贬去的过程中学得有些油滑,摇摆于支持新法和反对新法的两间,哪头方便升迁,就做出支持哪头的样子,尤其蔡京之类,颠来倒去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徽宗时代得手,自崇宁元年(1102)登上相位,直到因为金兵南下,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徽宗让位给钦宗的宣和七年(1125),虽然几度上下,但一直在朝廷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蔡京首鼠两端,忽而站在这一边,忽而转向另一面。为了表示支持熙宁新政,立元祐奸党碑,将原来在哲宗时代的元祐党人,从数十位,扩充到400人左右,并且确定为“奸党”,刻入石碑,立于朝堂与州郡官府门前,禁绝其子孙,甚至包括亲戚、学生之类入府为官。众多官员遭受诬陷,读书人也深受其害,一时人情不安,风气大坏。

王安石身后承担的很多责骂,不少是因为蔡京带来的。因为蔡京打出沿着王安石的道路前进的旗号祸国殃民,大家就把蔡京的罪恶和对蔡京的怨愤算在王安石头上。杨时在靖康之初上疏:“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庙。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王安石因此被取消从祀孔庙的资格。

本来在北宋晚期,还有将祸乱天下的罪责归咎于司马光的,比如苏辙被贬的制词里就有:“垂帘之初,老奸擅国。”老奸显然指司马光。到了南宋时代,司马光、程颐等反对变法系统的后来者,因为讲学收徒渐渐多起来,他们在反省北宋灭亡时,却把靖康之祸的责任,主要推到王安石身上。好像其他人没责任,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公允。后来的理学学派中人,比如福建学派,从杨时一直到朱熹,湖湘学派从胡安国和他的几个子侄直到后来的张栻及其弟子等,还有其他学派和没有成为学派中人的理学学者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王安石成了难以翻身的历史罪人。

就在这种习惯性看法畅行世间的时候,钱象祖来到王安石的家乡抚州担任知州,看到王安石的祠堂已经败落,重新修复之后,请求临邑的名儒陆九渊代为作记,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记》就是因为这种机缘写成的。

我读过这篇文字,这次为了到临汝书院讲说这个话题,又重读了几遍,按照小学时老师所教分析文章的最笨方法,我先把每段的“段落大意”总结出来,然后再总结“中心思想”,以便使听讲的普通朋友们可以听懂。我没有在讲座中引述原文,因为没有使用PPT,这些年出去讲学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拿原文,不用PPT,因为解释起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影响讲座进程,同时也会引导自己疏于记忆。

根据我阅读的感觉,这篇文章的段落大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先说了中国古代的治道传统,以尧舜之道和夏商周三代之治为理想目标,说此后中国“百千年”,这种以“道”为归的传统丧失了,没人再懂“道”了,值得庆幸的是到了宋朝又有人懂了,这是他说的第一点,也是所有理学家共同的特点,虽然文字表达不同,但是立意并不出奇。不过陆文所说的“懂得道了”,显然还包括“懂得追寻道”,根据后面的表达,这里的“懂得道”,并不包括王安石,王安石不是真正懂得道的人,但却是个懂得追寻道的人,虽然这跟懂得道还有很大距离,不过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第二点,他说王安石有远大的理想,想要恢复尧舜时期的治道,同时也想把道的真正内涵和意义揭示给天下人看。但因为他自己的学问跑偏而且程度不够,所以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反倒辜负了自己的理想;想要澄清尧舜之道的真正意义,因为跑偏和学力不足,反倒使尧舜之道更加晦暗不明;陆九渊的表达,叫做“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足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足以蔽斯义。”这里的“斯”,就是指尧舜之道。

第三点是说,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是有远大理想和宏伟人生目标的人,他们要恢复尧舜之道,想把宋朝建设成为尧舜时代一样的国度,宋神宗希望王安石激励和提醒自己,以免因为懈怠而迁延时日,虚度光阴。又说王安石人格冰清玉洁,而批评王氏的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些,只是在具体的小事上纠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陆九渊还在这段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说王安石勉励自己的君王效法尧舜是对的,但是一切事情都照着尧舜的做法做,是没有办法恢复尧舜之道的;引导自己的君王超越唐太宗是对的。但要懂得唐太宗虽然不错,可距离“道”还很远,说王安石连这点都没彻底弄清,想要让宋神宗超越唐太宗是很难的。

第四点是说,批评变法的人不能持论公平、态度平和,见识又没有王安石高,理据不充分。没有能力深入确切地说明王安石变法不对的理由,只是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再就是发泄不满情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不足以说服宋哲宗,也不足以折服王安石,反倒刺激王安石,越走越相反,越走越坚定。正因为如此,陆九渊才说:“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就是说推行新法的历史罪责,反对变法的那些君子,应该和王安石共同分担这份历史罪责。其实有关这一点,程颢后来自己已经有所反省,他曾说过“新法之行,吾党有以激成之”之类的话语。

第五点说王安石和宋神宗君臣相得,共赴大事,古今少有,令人羡慕,应该受到后世赞扬;

第六点是说王安石所以犯了大罪错,是因为他坚持理想,坚持正义,要是像很多官员那样随声附和,遵照办事,不去大胆作为,也就不会铸成大错,更不会遭到那些谩骂。意思是在赞扬王安石敢于作为。

第七点是说后世的评判者多半都是随人短长,缺乏真知灼见,使得王安石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不清楚。

第八点是自信自己对王安石的评判,是客观、公允而且非常到位的,就算王安石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看到,也一定会表示同意。

其实把这些说法都综合起来重新归类,陆九渊主要就是在讲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说王安石虽有恢复尧舜之治的崇高理想,却因为不了解尧舜之道的真切含义,同时所学既有所偏而又不够深刻,所以导致行动脱离理想甚至背离理想目标,反倒辜负了自己的崇高理想,而且把尧舜之道也给弄得浑浊不清了。朱熹对王安石的看法其实大致也差不多,他们基本都还认为变法是一次错误的行动,是一次商鞅式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行动,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倒使生民怨声载道;同时败坏了朝野风气,致使士大夫互相结党攻伐,严重内卷,伤损了国家元气。但是陆九渊的自得之处,大约在前引“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足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足以蔽斯义。”陆氏以为这是他给王安石所作合情合理的定论,就是孔孟重新活过来,都无法撼动自己的这个结论。他还自信王安石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了也会同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王安石非常自信自己没有错,也非常自信自己深通尧舜之道,他会认为陆九渊这是在转弯抹角诋毁他。王安石是个非常执拗的人,有关王安石性格倔强、执拗,司马光在王安石过世后说过:“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司马光还回忆从前跟王安石一起在包拯手下当差,一日牡丹盛开,包拯请同僚喝酒赏花,司马光虽然平日不饮酒,也不得不在包拯劝说下喝了一些,而王安石就是不喝,包拯也拿他没办法,“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是知其不屈。”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王安石的执拗性格,确实可以算是一意孤行推进变法的一个原因,他根本不会同意陆九渊给他的所谓“盖棺定论”!

说到底,陆九渊还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评判政治家,除了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外,依然没有达成对王安石真正的“同情性”了解。朱熹说变法的内容自然都错了,但如果让程颢去做而不是让王安石去做,肯定不会像后来那样“狼狈”。这种说法同样是出于对理学家本身的情感袒护,当然如果仅就两人性格而论,或许有些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在事实上一定很小,因为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性格温不温和,影响不会很大。

尽管陆九渊依旧按照理学家们的习惯,将王安石排除在“真正懂得道”的行列之外,但他能顾及很多其他方面,确实也算是为了解和理解王安石,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敞开了另外一条通道。

他认定自己的不可易之论,其实也并非不可易,就是南北宋,肯定王安石的变法有功的人依然存在,尽管被成气候的理学家群体的“公论”所覆盖,直到明清,依然有人给王安石鸣冤叫屈,明代嘉靖间的学者陈汝锜,就说王安石因为变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之嘈嘈满耳”,乃是“古今一大冤案。”清朝的学者蔡仲祥甚至以为靖康之祸的责任,不在王安石而在司马光:“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清朝的另一位学者杨希闳说王安石之所以留下恶名,完全都是当时因反对变法而失意的那些人,还有他们的后世子弟不断攻击、诽谤的结果。当然议论还远不止这些,也没有停止在清朝,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将来人们依然会议论,依然会不断地对王安石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评判,谁的“定论”也不会真正成为定论,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会有所谓定论。陆九渊以为自己审断了一桩“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自信“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其实不用圣人“复活”,作为凡人的现代学者们就不会全都同意。

这里不仅涉及到看问题的立场,还涉及看问题的角度。我举两首大家都熟悉的诗,给朋友们提供一点思考的参照:

一首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首是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看问题的两种不同角度,也是不同态度。前一种,也就是苏轼的说法,属于当局者迷的另外一种表述,认为人们之所以看不清问题的真相,常常是因为深陷局中,被具体的事局所迷惑,反倒不清眼前的真实情况。好像只有局外人才能看清局内的事情一样。

王安石的意思也很明朗,就是局内人也能看清事情,但必须站在局内的最高位置上,也就是超出一般观察者的高度上,那样就不会被局中的具体琐事和很多局部的感觉所缠住,也不会被局内不同意见所蒙蔽,从而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广告词里有一种说法,叫“高度决定视野”,但要是赶上大雾迷天呢?要是眼睛得了白内障或者被沙土迷住,或者天生就是近视眼呢?

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只有一部分道理,如果能合二为一,效果一定会好些,但也不会完全能够解决认识问题,因为世界上不止这两种角度,一定还有另外的角度。至少苏轼和王安石的角度,都没有把时间和时势的因素考虑进去,处在不同时间、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和不同人生际遇中的人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会都只有他们指出的那两种角度吗?

在本次临汝书院的“重新开张”仪式上,讲座的内容大致如此,肯定是既没说深,也没说透。所以在讲座之末,我又再次重申:自己没能讲好,只是借这次讲座向两位先贤致敬。

“致敬”不是“智敬”,本次会议的标题特别好,叫做:“千年学府,智敬未来”。因为我的讲座谈不上有“智”,所以无法用“智”表达对未来的敬意。但是“敬”的心思还是真诚的,尽管对先贤们都有所“批评”,而之所以“批评”,却正是因为对他们怀有敬意,否则就不会把他们当回事,花费这么大心思了。所以,虽然谈不上“智敬未来”,却可约略算作“致敬先贤”。

感谢邀请人政邦智库的柳理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主办方临汝书院的全体同人,因此与很多新老朋友得缘一叙,心里很高兴。“有朋自从远方来,不亦乐乎”!感谢现场听讲的朋友们!

*本文原标题《理想·现实——陆九渊为何如此评价王安石》,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南海陋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立新|理想与现实:陆九渊为何如此评价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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