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诗经》是古代传下的一部诗集，有先秦时代各类诗歌305 首，分为风、雅、颂。其优美的诗句所传达的诗情韵味深受历代人们喜爱。《诗经》以及关于《诗经》的各类研究，共同构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研究《诗经》，角度多样，因为被列入儒家经典，所以有一个礼学方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此外，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类历史文献，查取里面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诗歌需要景和故事，而景和故事都有地方，于是， 探索诗歌中的地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讨论《诗经》地理的学问。

走进《诗经地理》的世界

《诗经》中的地理问题是多层面、多类别的， 这与诗歌的样式不同有关。《诗经》中的诗有的抒情、叙事，有的颂赞、讽喻，其中出现的地理要素，意义并不相同。有很多《诗经》地理研究是地名（地方）考证，这是朴学的风格。

近世还有一类受现代地理学影响的研究，即普查《诗经》中地理要素种类、数量，了解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做地名考证，做地理要素统计都可以称作地理研究，但如果用“诗歌地理”来衡量，它们都是离开了诗的主题。因为那些地理研究适用于所有的古代文献，而缺乏对于诗歌的针对性，在这类研究中，地名也好、地理要素也好，都被从诗意中剥离出来，丢掉了与诗情的关联性。

从徂莱山俯瞰泰安市（方铱霏摄）

本书关注的《诗经》地理，主要是诗情地理，即保存地理与诗的关系。大地上的各类地理要素都成为诗人的资源，它们被诗人选取并组合起来，进入诗意。而因为进入诗意，这些地理要素又被特别记忆在文学史中。

诗歌是人吟诵出来的，诗歌的地理特征首先来自吟诵者的地域文化特征。《汉书·地理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十五国风乃是《诗经》地理最直接的表征。《汉书·地理志》中所述的风俗区，就是受到《诗经》国风的影响。后来郑玄作《诗谱》也很关注诗风的地理缘起， 即“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

今天的诗经研究专家也关注这个方面， “郑卫之地是平原，民风就浪漫而奔放；周人和秦人居住在高地，风格就保守而理性。对应到各个国家的诗篇中，也如此。”（李山）我们注意到，早期的风俗区域很多是以列国的名字表示的，这是郡县制登场之前的情况。在这里，“国”不仅是政治组织，也是地理区域。

孔子对《诗经》“风”的部分，很看重“二南”，即周南、召南。这两个区域应该在周代京畿地区的南方，曾为周公、召公管治，有人认为可达江汉地。孔子提示人们，“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关心的是做人行世的要义，而推举二南为教化读本。二南代表周公、召公遗风，后人称为“正风”。欧阳修说：“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

风俗文化区域是一个较大的地理框架，一般的社会人文行为都可以对应这个框架，但再进一步观察，诗歌地理则有自己的特点， 即对环境更加细腻的感知。

在先秦文献中，《诗经》对环境信息的采摘十分细微，鸟兽草木等小物微名大大多于其他文本，所以孔子一边庄正地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边又轻松地说，读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可见，诗歌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特色之一斑。那些关注军国大事的经史大书不会理睬关关雎鸠、桑葛蒹葭，但诗歌不一样，它的情趣需要它们。

雷首山的龙首悬在黄河滩旁，曾经龙首之下便是黄河（蔡小川摄）

当然，诗情地理更重要的是场景，场景一般有多项地理要素构成。《诗经》首篇《关雎》便从场景开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水禽、河流、沙洲构成基本场景，其后还有“参差荇菜”（一种水中可食植物）。淑女、君子之情就是在这一场景中被联想出来。诗人以一种特殊的语言，令这一场景升华为优美的诗景。

《卫风·淇奥》以排比的句式，反复述说淇水深曲岸边的绿竹， 似乎要从场景中不停地汲取情绪的力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箦，茂密）。诗人由这一场景中“绿竹”的样貌过渡到“有匪君子”（匪，斐然，有文采）的品质，这是以环境感知为前提的。在对自然环境景观情境的领悟中，联想到君子的品性。这不恰是一种性情的“天人合一”吗？

黄河故道已成麦地（朱墨摄）

那些诗歌在叙述场景的时候是具体的，但升华为诗景之后则是抽象的，《诗经》中的场景是在虚实之间。虚，是向纯洁性的转化，纯洁是诗意的本质。

诗中的场景不仅仅是地理要素之间的组合，也要将场景与人建立关联，才是完整的诗景。（当然，人在诗中，不一定是人物，而主要是人情、人品、人性。）如果说了河洲与雎鸠，却没有淑女与君子的美好之情进入联想，那就只是一段自在的河滩，平常得很，甚至无趣。反之，如果去掉了河洲与雎鸠，凭空提出君子淑女之情，也会感到平常。场景与人情，二者相会是诗的生命。

讲人与景的关系，多是抽象的关联，竹林之“猗猗”，竹林之“青青”，可以平行对接君子的容光与庄严。另外，《诗经》中的场景描述，是为了比兴，而不是单纯的景物审美，说“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是为了衬托戍边人“昔我往矣”“今我来思”的心情。“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是主题，王夫之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单纯做景物审美的诗歌要到南朝的时候才成熟。

虞阪古道（蔡小川摄）

在诗的场景构建中，水是最重要的地理要素，河水在《诗经》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流水的亲近，形态的纯净、婉转、荡漾，可以比兴复杂多样的情感。以水起兴，在《风》中常见：“毖彼泉水，亦流于淇”（《邶风·泉水》）；“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卫风·硕人》）；“扬之水，不流束楚”（《郑风·扬之水》）；“溱与洧，方涣涣兮”（《郑风·溱洧》）；“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齐风·载驱》）。现在有一个人们表达美好向往的说法：“诗和远方”。但《诗经》告诉我们，不必远方，“在水一方”即可。

诗歌无疑推进了人们对地理场景的记忆，宋代王应麟作《诗地理考》，要“因诗以求其地”，这是诗歌地理的另一个方面。在《诗经》地理中，有些地点是很关键的。例如《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是真正离别的地方，对应的是离别情感的高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因此关注过这里，他认为，顿丘就在今河南浚县屯子镇一带。顿丘的确认，找回了淹远的地理记忆，这要感谢《诗经》。

西咸新区，汾河与渭河交汇之处，夕阳下垂钓的人们。除北边的泾河、渭河以外，昔日绕长安的八水之中，以沣河水量为最大（于楚众摄）

从诗歌走向环境，在环境中对诗歌进行再发现，这是读诗的逻辑延伸。而寻找古代诗歌的现代场地，是古代诗歌文化的时空拓展。董梅教授说：“文字内容和个人想象会导致另一种局限，实际环境具有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可以极大丰富对诗歌的理解。”如果你寻找到了那里，并发现今天的环境仍保有古时的场景要素，那你会得到另一种读诗的享受：它是古人曾经面对的山水，现在，它代表当年的诗人，向今天的你吟诵。

诗意的场景值得怀念，诗歌吟诵的环境、地点值得记忆，所以中国古人发明了为风景立碑。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凡是幽美名胜之地，你都会看到各类题刻，以诗一般简约的词句，为场景点题，为游人启心。这令中国大地充满诗意。

泾渭交汇之处（于楚众摄）

甚至中国古代某些地理志书，在“形胜”“土产”“山川”“馆驿”等门类之后，还有“题咏”一项，将一些与所述区域有关系的诗中佳句抄录出来，似乎也算作一类区域地理知识。例如宋代《方舆胜览》“淮东路·扬州”条下，就抄录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维扬景物胜西川”“春风十里珠帘卷”等。

总之，诗与地理的关系，是我国传统地理文化的一大特色。今天的人们，面对美景，也常常萌生诗意，也会来上几句。文化学者说，文化不是凭空存在，它的载体是人，在人的行为中，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确，好好想一想，所谓《诗经》的地理本质，其实源于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