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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到废:科举考试的最后岁月

更新时间:2016-04-22 15:03:00点击次数:469次字号:T|T

从改到废:科举考试的最后岁月

作者:马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时间:2015-12-21阅读:917


国子监

    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到明清臻于完善,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行为。这个让欧洲的知识分子羡慕的“科举”在1905年9月2日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当天,清廷发布谕旨,宣布自明年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与中国读书人前途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在经历了1300年漫长岁月后进入历史。废科举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波动,但是近年来,时移世易,一些研究者以为科举制被粗暴废弃甚为可惜;还有一些研究者以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废科举堵塞了青年的上升之路。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废除科举呢?
    科举与学堂并存
    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在西方势力东来前并没有问题,这是帝制时代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且是一项很不错的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让社会阶层流动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说得过于浪漫了,但这项制度确实使社会底层的人对未来有那么一点期待。
    西方势力东来,特别是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后,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重建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创办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院等教育机关。那时中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或根本不知道西方教育与科举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出于最朴素的心理,以“改科举”作为接纳西方近代科学的方式。
    所谓“改科举”,就是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增加与发展有关的时务、算学等。这种方式在科举一千多年历史中屡试不爽,形式调整,内容调整,让科举始终保持活力。
    但这一次却不同了。形式改革,内容调整,时务内容增添,在向西方学习初期有效,但当洋务持续发展,许多内容如果没有实验室,没有正规的学堂教育,仅仅凭借试卷上的功夫,已没有办法进行考察了。“改科举”遇到了不易克服的瓶颈。无限度调整、添加考试内容,比如武科改试枪炮,则势必导致民间武器泛滥;增加测试机器船政等应用学科,考生如何获取此类知识,又成为难题。(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折》)“改科举”进行不到20年,其弊端毕现。
    改科举弄成了夹生饭,知识界议论纷纷,清廷决策层并非不知道。但是由于这项制度关涉无数青年的未来,在没有找到妥善办法前,没有人轻言废除。
    清廷决策层后来为漫不经心付出了巨大代价,仅仅30年时间,日本人模仿西方实行新教育,构建自大学至幼稚园全新教育体系,国民识字率大幅提升,国家能力获得不俗成绩。更重要的是,中日关系在这个时候出了大问题,一场并非大规模的战争,彻底暴露了所谓“同光中兴”的软肋。战后,精英阶层反省,莫不将科举视为这场战争失败的终极原因。
    严复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救亡决论》)梁启超也认为,中国走向洋务30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最终败在素来瞧不起的东邻小国日本之手,关键在于中国没有像日本30年前那样彻底改造教育,在全国范围实行新教育。亡羊补牢,梁启超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谭嗣同说,中国失败并非偶然,要在士大夫知识陈旧,因此中国改革必须从改变知识人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上欧阳中鹄书》)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第一,宣布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基地,兼为全国新教育管理机关;第二,改革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照此思路,清政府在模仿日本创建新教育同时,期待让科举重回其原来定位,担负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功能。打个不太恰当比方,让科举制变为中国的“文官制度”。
    废八股
    《明定国是诏》开启科举与学堂并存的改革思路,但这个思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即便改革先锋康有为也没有理解这层意思。五天后(6月16日),他与光绪帝有如下对话: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康: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康有为自编年谱》,50页)
    康有为废八股建议获光绪帝认同,但光绪帝不可能像康有为期待的那样,政由己出,独断专行,以一纸上谕废弃实行上千年的制度。
    对于光绪帝的犹豫,康有为早有预料,所以他在此后几天策动梁启超、宋伯鲁,甚至各省举人联署上书,以社会压力请求清政府废止八股取士,推行经济六科,培养新式人才。
    沸沸扬扬的舆情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6月17日早朝,光绪帝将御史宋伯鲁废八股奏折批给枢臣拟旨,似有接受康有为建议独断专行的意思,不料协办大学士刚毅建议皇上将八股存废交主管机关礼部讨论并拿出方案。光绪帝想到康有为的忠告,表示如下礼部,礼部必驳。刚毅认为,八股存废,事关大局,如不进行充分研判,势必引起混乱。
    刚毅的提醒是对的。八股取士尽管问题多多,但这项制度毕竟关涉青年读书人前途。许多年轻人已用不少精力研读八股,头悬梁锥刺股,各省在京参加会试近万举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当他们听说皇上将接受康有为等要求拟旨废八股,“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者,几被殴击。”(《戊戌政变记》)
    可能发生的动荡引起了光绪帝注意,他在6月23日发布上谕,宣布废除八股取士,但不是立即执行,而是三年后,以便给考生留下足够调整时间。
    将废八股推迟三年,并不是没有问题,届时乡会试并不能获得足够接受新规则的生源。据康广仁分析,“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实行然后可。”(《戊戌政变记》)他主张废八股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文悌:《严参康有为折》)
    康广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既然朝廷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生童之岁科试无论如何必须立即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并重,专心实学,这样才能为下科不用八股奠定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将“立废八股”的意思写成奏折,以宋伯鲁名义呈递。6月30日,光绪帝据此修正6月23日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谕旨。
    这一修改,意味着采纳了康有为等人立废八股的建议。
    科举新章
    废八股并不是废科举,科举考试还将继续,且与新学堂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新教育及人才选拔体制。
    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6月30日通过宋伯鲁上的奏折,不仅提出“立废八股”,而且对没有八股的新科举考试也提出设计。他们认为,中国人才之弱,皆缘于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由科举出身的,于西学辄无所闻;由学堂出身的,于中学亦茫然不解。推原其故,就是因为取士之法岐而二之,将经史与经济视为两个互不关联的知识系统。其实,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没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因此,他们建议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康有为政论集》上,294页)
    尽管八股考试有许多毛病,但这项规定毕竟有一个大致可衡量的标准,是科举考试几百年经验积累,现在一旦放弃八股取士,究竟应该如何组织新科举考试,确实为一问题。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奉旨“妥议”科举新章程,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在张陈方案中,儒家伦理、中学为体,是不可逾越的政治标准,大要有五:
    一、正名。他们将各项考试定名为四书义、五经义,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
    二、定题。四书义、五经义均出自四书或五经原文。
    三、正体。答题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
    四、征实。言之有据,不得妄说。
    五、闲邪。不得征引释老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不得离经叛道。
    至于考试形式,张陈方案主张三场定案,第一场旨在选出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考察生员对儒家伦理的认识,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
    张陈方案对废八股后科举考试提供了一个比较细致可行的方案,新旧两宜,折中调和,既照顾了科举数百年传统,维持了国家大考尊严、品味与效率,又注意汲取新学术。争论数年的科举改革至此终于有了一个大致合理的结果。
    教育之上的教育
    1898年政治改革最大收获是将学堂从科举考试中分离出来,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为新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科举制在新教育剥离出来后再改革,废弃了僵化的八股考试,增添了新要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改革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所打断。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停止创办,但其规模缩小,宗旨调整,不再强调为全国新教育示范基地、指导中心,原计划招生五百人,至年底开学,实际报到不足百人,讲舍不足百间,课程仅有书易礼春秋,所谓新学根本不见踪迹。1900年,义和拳闹北京,大学堂学生借机告假四散。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出北京前批准管学大臣许景澄建议,停办大学堂。
    义和团战争是近代中国一个巨大转折。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尚在流亡途中的清廷痛定思痛,发布重启新政谕旨,要求内外大臣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条议复奏。
    新政是一场比较自觉比较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一场具有实质意义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新教育与科举不期然成为互为因果的两个问题。
    发展新教育,重构全国新教育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基本要求。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又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与学堂教育相伴而行为留学。留学教育发生很早,但在甲午前均为政府主导的官派,甲午后,特别是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壮大,再加上政府鼓励,自费留学东西洋已蔚为大观,如何使留学教育与国内体制接轨,也是新政改革的一项内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五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各项实业学校三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官立学堂三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五年毕业,得博士学位者,除翰林出身,还给予翰林升阶。
    由此可见,不论是学堂教育,还是留学教育,最后所能换算的,依然都是科举。科举,成为教育之上的教育。
    向学堂渐次过渡
    将科举定位为国家抡才大典,是新教育发生后的一个选择。1901年7月12日(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专谈科举改章,重回张之洞、陈宝箴戊戌科举新章,总以讲究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奏折对三场考试内容次序略有调整,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头场中国政治、史学;二场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测试四书义、五经义。
    按照刘张规划,“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总之,但宜多设其途,以恤中才之寒晙,而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只可稍宽停罢场屋试士之期,而不可使空疏无具者永占科目之名。果使捐纳一停,则举贡生员决不患其终无出路。此则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碍难行者也。”(《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方案最终目标是从科举过渡到学堂,现在之所以继续保留科举,主要是因为骤然废止,可能会使许多无法适应学堂新制的读书人陷入尴尬,甚至成为体制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时期科举改章已明白定性为过渡形态。这向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科举将进入黄昏岁月,以学堂主导的新制才是应遵循的方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新政时期开始,年轻一代不再以科举为唯一诉求,而是尽可能进学堂,尽可能出洋留学。
    科举成了替罪羊
    学堂与科举并行不悖的想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由科举向学堂渐次过渡的方案也只停留在理想层面。特别是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一方面模仿日本新学制,将全国教育体制规范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国民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均被列入教育体制。这是历史性进步。但另一方面,“壬寅学制”不愿割舍科举制,在其架构中,各类学堂只是教育机关,也可颁发文凭,但要进入官场,还必须用学堂文凭换取功名,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对应附生、贡生、举人、进士。而且,科举出身的人,在“壬寅学制”中,也可以兑换学堂文凭。
    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用意是好的,期望在推广、普及学堂教育时,不毁弃影响中国千年的科举制,甚至可以将科举制视为国民教育之后的“文官考试制度”:“大抵中国自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钦定章程》颁行之后,即令饬下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而学校、选举,亦渐能合辙同途,以仰几三代盛时之良轨。”(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然而如此规划,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然功名可以兑换学堂文凭,为什么还要进学堂?既然学堂文凭还要兑换为功名才有机会,或更方便步入仕途,为什么不直接在科举上用功,还要走学堂教育的弯路呢?
    事实上,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壬寅学制”并没有得到执行,更不要说学堂与科举并行不悖了。据袁世凯、张之洞1903年初分析,各地对学堂、科举并存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观望迁延,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据此分析,废科举以兴学校的思路呼之欲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奏请递减科举折》)
    袁世凯、张之洞并没有建议朝廷骤废科举,而是建议斟酌变通,分科递减,但最终目标就是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
    逐年递减科举建议也没有见效,各省学堂仍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如火如荼,广泛建立,经费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个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俾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则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
    张之洞等人建议迅即获得朝廷认可,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宣布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科举终于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如果不是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科举取士名额自1906年丙午科逐年递减,“期以三科减尽;十年之后,取士概归学堂。”从1906年起算,十年后即1916年,才是科举制寿终正寝的年份。
    外部危机改变了中国政治日程。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
    如此好处,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疏入,仅两天,9月2日奉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袁世凯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谕》)至此,运行1300年的科举提前寿终正寝,进入历史。
    废科举是近代中国一个重大事件,给那些不通新学一心科举的士子带来严重不适,此后数年,甚至一代读书人不太适应没有科举的日子,甚至因科举废弃而萌发反体制的思想、行动,均可以理解,毕竟废科举兴学校只是“大历史”,落实到个人,各人生命经历不可能相同,有人因兴学校出洋,学成归来,贡献巨大,青史留名;也有人因科举终止,又因各种原因进不了学校,郁郁而终,也未可知。但说废科举阻断了青年士子晋升之路,并进而引发对体制整体抗争,引发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事实。事实是,一部分年轻读书人早已准备出洋留学,或进入学校;即便那些没有新知识感觉的“举贡生员”,清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社会,而是“分别量予出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学制演变》,533页)
    历史是具体生命的活动,对关涉众人前途的制度存废,很难简单判定好与坏,更不要说利与弊。对某些人好或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些人也是好与利。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只能因人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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