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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如伴虎”:三朝元老张廷玉的下场

时间:2021-12-22 10:00:22 来源:叙拉古之惑 点击数:123340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处分了很多大臣。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人,是三朝老臣张廷玉。

这个事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十月。按惯例,这个月翰林院要为当年去世的皇后写祭文。因为乾隆对孝贤皇后的丧事特别重视,所以把祭文拿来亲自检查了一遍。看了之后,认为其中有一个词用得不妥。“泉台”。这词是什么意思呢?指九泉之下。本来是很文雅的说法,但是乾隆吹毛求疵,说“泉台”这两个字不够尊贵,普通人用这个词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这样尊贵的人,应该想出些特别的词来加以形容,这个词不妥。因为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乾隆下令将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罚俸一年对其他官员来讲可能不是太重的处罚,但是对张廷玉来讲可不一样,这是他步入仕途四十八年来受到的第一次处分。这让老臣张廷玉不免胆战心惊。

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位老臣张廷玉。一是张廷玉这个人的命运确实很曲折,很令人唏嘘;二是乾隆和张廷玉的恩怨纠葛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乾隆打击朋党的努力。乾隆朝处理朋党问题比较成功,其中一个最大的手笔就是对张廷玉的处理。

张廷玉这个人,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做官本领最高强的大臣之一。从康熙晚年到雍正晚年的这段时间,是清朝政局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康熙朝是诸子争立,雍正朝是整肃政治纪律,不断收拾大臣。张廷玉正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从一个普通进士一步步晋升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直到乾隆中期,四十多年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他做官有什么诀窍呢?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履历。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所以从小家教特别好。二十九岁,张廷玉中了进士,又被点了翰林。三十三岁那年,康熙皇帝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到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长得一表人才,言谈举止又特别稳重、特别得体,落落大方。康熙很高兴,命张廷玉“侍直南书房”(《张廷玉年谱》),就是把他留下来做了自己的贴身低等小秘书。

从那之后,张廷玉就交上好运了。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五岁,他给康熙皇帝当了十二年秘书。同样的才华,同样的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回报大不一样。直接为皇帝服务,回报当然非同一般。在这十二年间,因为康熙皇帝十分赏识他,他的级别从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研究员,升为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整整升了十级。

在康熙朝,张廷玉从一个进士做到了侍郎。有的小说说他在康熙朝就是权倾朝野的大学士,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雍正一见张廷玉,就特别欣赏,说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张廷玉年谱》),就是说气质沉稳,头脑清楚,处理事务特别有条理。雍正皇帝是一个特别有魄力的人,敢于破格用人,康熙去世才半个月,他就把张廷玉升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正部长。

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难伺候的皇帝,为人特别苛刻,但是他对张廷玉却是一见如故,欣赏至极。把张廷玉提拔为礼部尚书之后,雍正就离不开这个人了,每天都要张廷玉进宫面圣,什么事都要和张廷玉商量,凡是发布圣旨都是雍正口授,张廷玉记录。头一年雍正把张廷玉升为了礼部尚书,第二年又让他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翰林院。雍正四年(1726年),又晋升他为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雍正六年(1728年),又让他兼吏部尚书,一个人做了两个部的尚书。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设立军机处,又让他做了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了天底下除雍正皇帝外最有权的人。当然这个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只做了三年,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从外省进京,按照清代先满后汉的惯例,鄂尔泰做了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退居次席,但仍然很有实际权力。

除了不断给张廷玉加官晋爵,还有两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雍正对张廷玉是多么重视,君臣感情是多么好。

第一件事,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病,请了半个月病假。病好以后,他进宫见皇帝,雍正见着他,第一句话就说:“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就是说,我前两天对太监们说,我这几天胳臂疼,你们知道吗?“近侍惊问故,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太监们忙问怎么了,胳臂疼怎么不找御医看呢?我笑了,说,大学士张廷玉病了,这不就相当于我胳臂痛吗?(《张廷玉年谱》)你看,雍正视张廷玉如同自己的肱(gōng)股。

第二件事,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有一次请假,回老家去探亲。回老家之后,雍正皇帝很想念他,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这段话写得简直有点像情书。说的什么意思呢?说我当皇帝十一年了,和你啊,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们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就是拜把子兄弟!契友,就是结拜兄弟。如今分别了一个多月,我特别地想念你。可见君臣两个人的感情好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雍正去世后,张廷玉获得了清代汉族官员从来没得到过的一个殊荣: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雍正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有清一代,汉大臣当中不乏为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什么只有张廷玉一个人配享太庙呢?这还要从清代的宗庙制度说起。

太庙是皇帝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起源很早,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当然那时最高统治者不叫皇帝,叫王。宗庙也不叫太庙,夏朝叫“世室”,殷商时称为“重屋”,周代称为“明堂”,秦汉时起才称为“太庙”。太庙一开始只供奉皇帝的祖先,后来觉得光自己祖先在这儿待着怪孤单的,所以把皇帝们生前的大臣也供几个进来,给死去的皇帝做伴。但是,能够获得这项荣誉的大臣很少,能进太庙的大臣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皇帝的至亲,另一类必须是对江山社稷做出了特别重大贡献的大臣。

所以清朝太庙的配享殿分为东西两殿,东配殿供的是宗室亲王,比如为清朝开国立下大功的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多尔衮,晚清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恭亲王奕䜣等十四个人。西配殿供的是非宗室的功臣,比如开国勋臣扬古利、额亦都,乾隆时的著名大臣傅恒、福康安等十二个人。

所以,整个清朝一共有二十六人配享太庙,非宗室的功臣仅有十二人。清朝多少个皇帝啊?十二帝。一个皇帝平均才有一个非宗室的功臣配享,所以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

而在这所有的配享的臣子当中,只有张廷玉一个人是汉族。也就是说,整个清朝二百多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所以这绝对是一项殊荣,足以说明雍正对他是多么看重。

这是张廷玉在雍正朝的情况。

到了乾隆朝呢?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已经六十五岁,是三朝老臣,又有拥立之功。当初雍正皇帝在秘密立储之后,传位密诏的副本开始只给一个人看过,那就是张廷玉,后来又加上了一个鄂尔泰,一共看过的就这两个大臣。雍正刚刚去世,大家一时慌乱,找不到传位密诏,这时候只有张廷玉一个人知道密诏的副本放在哪儿,指示太监很快找到了,帮乾隆顺利继了位。所以乾隆对他非常尊重,继续让他做大学士,和鄂尔泰一起处理国家大事。乾隆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称他为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张廷玉上朝时,乾隆总要提醒身边太监,赶紧上前搀扶,别让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了。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又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文臣封伯,这是一个特例。可以说,乾隆初年,张廷玉所享受的待遇,在清代的所有汉族大臣中堪称空前绝后。

这是他在乾隆朝前期的情况。

可能有的读者就奇了怪了:我们读清史,不论是《张廷玉年谱》,还是皇帝的《实录》,都没发现张廷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事,立过什么特别大的功,为什么康雍乾三代皇帝都这么欣赏他呢?

说到这,我们就要来说说张廷玉身上的过人之处。在清代严厉的政治纪律下,张廷玉能取得如此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的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有过人的才干;一个是对“臣道”,就是对怎么做大臣有精深的研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过人的才干。

张廷玉才干的第一点是突出的秘书之才。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他记录皇帝的话,记得特别准确;起草文件,速度特别快。雍正即位之初能看中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当时雍正要办理康熙的丧事,还要处理政务,一天要发布十几道圣旨。《张廷玉年谱》中说,当时雍正皇帝“口授大意,(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就是说,雍正采取口述办公的方式。一个人口述什么东西,当然都是比较简单、比较凌乱、比较口语化的。张廷玉就有本事,在几分钟之内,把口语变成典雅的文言文,而且是一篇条理清楚、文采斐然、没有任何漏洞的文言文。张廷玉一天起草这么十几道圣旨,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确实是举世罕见的秘书天才。

张廷玉才干的第二点是他的满语水平。张廷玉虽然是个汉人,但是对于满语却非常精通,比当时大部分满族人说得还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张廷玉有先见之明,中了进士后,专门花两年时间去学习满语。在《张廷玉年谱》中,他说自己“研究清书,几忘寝食,馆师每试,辄取第一。盖庭训严切,且得清书奥妙”。清书就是指满语。就是说,自己研究满语,研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成绩非常好。他知道,皇帝办公时,核心机密都是用满文来记录。要是不通满语,你就进不了决策的核心层。所以他下大功夫学通了满语。

张廷玉才干的第三点是超强的记忆力。张廷玉的大脑就是一个活的档案库。全国所有高级大臣,几百号人,他们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主要经历,做过哪些大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全国所有县令的名字,一千多个县,他都能马上说出来。所以皇帝离不开他。雍正皇帝曾经这样称赞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意思是说,你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别人干十天的。

所以张廷玉成功的基础是过人的才干,这让皇帝用起来特别顺手。不过,这只是他做官成功的一半原因。除此之外,他还有别人没有的另一半,那就是对“臣道”的深入研究。

什么叫“臣道”呢?就是怎么做大臣,怎么侍候君主。这个词在《易经》里面就有了。《易经》中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意思是说,阴柔是一项美德,要用它来服侍君主,而不敢成就自己的功名。这就是地之道、妻之道、臣之道。这是易经老庄一派对臣道的心得,主张“臣道”要阴柔,要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君主,自己要默默无闻。儒家对臣道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早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儒家学派思想家荀子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臣道》。那么,荀子的研究成果如何呢?

荀子说,侍奉君主,首先要分析一下你侍候的君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明君还是昏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怎么对付明君呢?“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荀子·臣道》)

意思是说,做臣子,你要既恭敬又谦逊,既听话,办事又得敏捷,不敢以自己的私心影响君主的抉择,以顺从君主的意志为唯一目标,这是事奉明君的办法。

那么事奉昏君或者暴君,该怎么办呢?“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馁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荀子·臣道》)

就是说,你要像驾驭未驯服的马,或者培养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要特别小心,琢磨他的心思。或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不能性急。趁着他因为什么事恐惧的时候提意见,改正他的错误;趁着他忧患的时候给他讲如何具体处理事情;趁着他高兴的时候给他讲治国的大道;趁着他发怒的时候除去你的敌人。

你看,在秦始皇出现之前,古人就已经把伺候君主的方法研究得如此透彻了,总结了很多“为臣之道”。当然,这些所谓的道与术,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中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需要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不过,这些为臣之道,确实是张廷玉为官的入门教科书。

除了这一点,我们还说过,张廷玉出身官宦世家,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张英为官很成功,做了几十年高官,没有过闪失。因此,张廷玉做官是有家传功夫的。父亲张英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所以刚刚走上仕途的张廷玉就显得特别成熟,言谈举止特别沉稳,特别得体,所以一眼就被康熙相中了。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你必须表现得没有私心,才能够最终满足自己的私心。张廷玉为官数十年最大的窍门,是处处事事他都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从不掺杂自己的私心。张廷玉刚入官场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年轻时有一次做主考官,有一个朋友想买通他,让他透露试题,张廷玉当然没有同意,但是张廷玉拒绝的方式很艺术。他是怎么拒绝的呢?他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就是说,我要做一轮皎洁的明月,你不要把我这当成一团漆黑的暗夜。一时传为佳话。

没有私心,一方面是指他处理事情没有私心,另一方面是指他在功名利禄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谦退。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考进士,中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话说的“探花”。别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孩子得了探花,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张廷玉不是这样。他知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惧失措”。他立刻跑到宫里面见皇帝,“免冠叩首”,说,我们家啊,好几个人都中了进士,如今又得了个探花,这气运也太盛了,不好,凡事太圆满了不好,所以他请求雍正别让这孩子当探花了,把他降为二甲吧。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张廷玉年谱》)就是说,天下人都想考上前三名,我家已经有好几个做官的了,把这个荣誉让给普通人家吧。雍正听了,大为感动,于是将张若霭降了一名,改为二甲第一名。然后,又专门发布谕旨,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目的是表扬张廷玉的公忠体国、大公无私。

所以你看张廷玉这个人,既有过人的才干,别人代替不了,又为人这样谦退,处处为皇帝着想,那当然深得皇帝的喜爱。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在雍正朝,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过赏赐,赐给他的银子动不动就上万两,还给了他一所当铺,让他过上了舒服的生活。因为张廷玉从不主动为自己、亲人、朋友牟私利,所以雍正皇帝对他的孩子就特别照顾。他的孩子张若霭后来做官也很顺利,雍正一看到他,就想到他父亲辞退探花这件事,所以总是提拔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礼部侍郎。

有的人说,哦,我们明白了,张廷玉做官最大的窍门就是没有私心。不对,这还不是张廷玉做官最核心的窍门。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靠的是他身上另一个特质——超人的谨慎。

我们说,伴君如伴虎。为什么汉语中会有这样一个成语呢?因为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在皇帝身边,陪王伴驾,确实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不信你去翻翻史书,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那些特别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都不怎么样。你看,商纣王时的比干,是被掏心而死的。秦朝的李斯,最后是被秦二世腰斩的。汉朝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宋代的岳飞,血洒风波亭。明代的于谦上了断头台,明末的袁崇焕则惨遭凌迟。清代的那些名臣,鳌拜、年羹尧、隆科多、肃顺,都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有些人虽然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样。比如,唐代的魏徵,生前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把他的碑给推倒了。宋朝名相寇准,为国家立了大功,最后的结局却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

那么,为什么离皇帝近就这么危险呢?根本原因当然是传统的君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对大臣们想杀就可以杀。同时,君权是高度自私的、排他的,所以皇帝们的防备心理和猜忌心理特别重。高级大臣在皇帝身边久了,难免会犯些错误。因此在皇帝身边工作,那真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

张廷玉熟读经史,专门研究过历代大臣为什么会犯错误。他认为,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这样的大臣,当着商纣王的面批评他不仁不义,这是不讲方式方法,下场很悲惨。

二是只从天下大公出发思考事情。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心理隐私,成天劝宋高宗把徽、钦二帝接回来,却不替宋高宗考虑把他们接回来后,宋高宗怎么办。所以以国家利益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被杀害。

三是权力过大,又不知道谨慎。历史上倒霉的宰相大多数是这个原因。皇帝与宰相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和皇帝冲突多了,这个宰相最后难免就要倒霉。

四是比较有清朝特色的,过于“好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名,就是追求个人的名誉,爱惜自己的名声。这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在清朝,有不少大臣就是因为“好名”而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皇帝看来,你处处维护自己的名声,追求人格完美,这就不利于你像奴才一样事事听主子的,不愿意给主子干脏活儿。有时候,你和主子就可能对着干。所以雍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清世宗实录》)。所以大臣的人格追求,在清代有些时候也成了他倒霉的理由。雍正朝的著名大臣杨名时,就是因为好名,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太听皇帝的话,被雍正罢官了。

所以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犯以上这四种错误。因此,他不想做名臣,只想做大秘书;不想做思想者,只想做执行人。张廷玉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我们讲过,张廷玉在政治上,有一句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清史稿》)。你再有才华,再会说话,也不如一句话都不说。凡是说出口的东西,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所以他一生为人,特别谨慎小心,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一天的大事小事都在大脑中像过电影一样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如果有,就想着第二天怎么弥补。第二件事是把带回来的草稿之类的烧掉,家里从来不留文件、书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清代文字狱很厉害,留下文字就有可能留下把柄。他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清史稿》),就是说从来不和外省的官员通信,为的是避免皇帝猜疑。

张廷玉给雍正服务了十三年,可以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翻遍清史,却找不出他做过什么大事的记载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把所有功劳都记到皇帝头上,从来不提自己的贡献。当时许多大臣都是经过张廷玉的推荐而受到雍正重用的,但是这些人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张廷玉见到他们从来也不说。这确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绝顶功夫。因此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只有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才放心。

所以我们说,张廷玉真是把“臣道”研究到家了。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张廷玉为官多么成功,以及为什么这么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做到一生总是成功。到了乾隆中期,张廷玉这种官场上的超人居然也倒了霉。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已经七十七岁的张廷玉就受到了做官四十八年来的第一次处分。在那之后,他还受到了更多的挫折。

那么,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的张廷玉到了乾隆朝就倒霉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乾隆这个人太精明了。

乾隆皇帝的性格与雍正很不相同。雍正皇帝这个人,给别人的印象一般都是很严厉、很苛刻、很阴沉。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实他身上还有大家不太了解的另一面,就是特别直肠子的一面,一旦认准你是个可靠的人,就会对你掏心窝子地好,什么心里话都和你说。所以我们看雍正的朱批,他给那些他信得过的大臣的朱批,就像好哥们儿聊天一样,什么亲热的话都往外说。比如,我们看他给宠臣田文镜的一条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

这样的朱批,其他皇帝绝对写不出来。所以说他性格中也有天真淋漓、真性真情的一面。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喜欢张廷玉,除了张廷玉有才能,还有一点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特别互补。雍正这个人性格喜怒不定,大起大落,所以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曾经批评他性子急,遇事容易冲动,这一点和史书中的记载是一致的。《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早年曾经评价雍正,说他性格是“喜怒不定”“为人轻率”。雍正虽然很在意康熙的批评,努力改正这个毛病,但是改得不那么彻底。雍正一直在自己的书房中挂着康熙手书的“戒急用忍”四个字,用来提醒自己,但他还是经常性急。而张廷玉这个人性格周密细致,特别有耐心,特别有涵养,所以君臣二人性格上非常互补。我们知道,人们交朋友的时候,有时往往对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些特质特别欣赏。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喜欢外向的人,外向的人也喜欢内向的人。因此雍正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相处得非常好,每当雍正性急的时候,张廷玉总是能耐心地劝解,让他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所以在雍正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因此,他在遗嘱中给张廷玉这样打了保票: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指张廷玉和鄂尔泰)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清世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保证,这个人肯定是忠臣,以后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死后,你要继续使用他,死后要让他进太庙配享。打这样的保票是雍正对张廷玉最大的认可。

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与雍正可大不一样。人和人之间,性格相似的人有时会特别默契,有时却又会相互排斥。精明人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特别世故、特别精明、特别有城府的人。所以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乾隆认为张廷玉做事,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后却心机极深。他虽然为君主办事尽心尽力,功劳不小,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别人一样,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称不上纯臣。张廷玉也为部下办过不少事,只不过他办得特别隐蔽,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乾隆能看出来。你看,张廷玉做了这么多年官,把自己家族的人、自己的门生、自己圈子里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张廷玉的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瑑(zhuàn)分别当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儿子张若澄和张若霭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张廷玉墓志铭》)一家子的人穿的都是高品级的官服,让天下人都很羡慕。所以乾隆认为张廷玉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需要提防。这是他不喜欢张廷玉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张廷玉年纪大了,可利用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张廷玉那么尊重,那么重视,不光因为他是顾命老臣,更主要的原因是他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张廷玉的政治经验。如果说大清帝国政治是一台精密的机器的话,那么张廷玉脑子里则装着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所以乾隆刚当皇帝那阵离不开他,因此才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封了伯爵。不过,当了六七年皇帝以后,乾隆对政务已经越来越熟悉,对张廷玉这样的老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而且,张廷玉年纪越来越大,精力和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乾隆三年(1738年),张廷玉曾经上书,请求辞去他所兼的吏部尚书一职,他在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食渐减少。”(《张廷玉年谱》)意思是说,那一年他六十七岁,大脑已经不如以前好使,记忆力也不太行了,吃的也越来越少。他办起公来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所以乾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提拔重用年轻的大臣。因为年轻人做事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干脆利落,效率很高,不像老臣那样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我们说过,军机大臣里,鄂尔泰进了军机处后就一直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是二席。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了,乾隆没让三朝元老张廷玉做首席,而是起用了年纪轻轻又没有什么资历的讷亲,让他做了首席。讷亲才三十多岁,排在了七十多岁的张廷玉前头,这让张廷玉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

那么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不必向早入朝”(《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张廷玉七十多岁了,老了,每天一大早进宫不方便。我体恤他,以后就不用他上早朝了。这道谕旨表面上是体恤老臣,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以后不再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因为乾隆每天商量什么大事,主要就是在早上这一时段。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所以身体原因是乾隆不再重用张廷玉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出于打击朋党的需要。

我们之前讲过,乾隆执政初期,朝中就出现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的朋党问题。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都是乾隆特别倚重的大臣,且都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两人地位相当,但因为性格不同,长期不和。满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尔泰门下,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廷玉门下,朋党的雏形因此而形成。

那么,要解决朋党问题,首先就要打击朋党的首领,所谓擒贼先擒王嘛。所以乾隆的打击目标,就瞄准了朝中最重要的这两个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

( 摘选自《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