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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不能太单一,容易崩盘,我们需要对冲的价值

时间:2021-05-26 13:37:38 来源:看理想 点击数:113997

生活在现代化的城镇中,我们关心工作压力,担忧物价上涨,追逐个体价值和自由。我们以现代人自居,并且很少回望过去,目光所及是一个遵循着现代逻辑,运行良好的世界。

然而,看似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却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再次成为谈论的焦点。从百年前的传统文化大讨论,到今天的汉服韩服之争,有一个问题似乎很难回避:我们靠什么找寻自我认同?

在个人化和亲缘网络中,在工具理性和情感意志中......文化传统的价值需要被重新看见。

3月28日,理想家线下沙龙邀请许纪霖老师来到上海北外滩建投书局,和100位理想家一起,聊聊五四以降,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再认同。

在许纪霖看来,文化是最长程的变化,“大时代里面,传统对我们的困扰可能是终生的。”今天他写这本书,就是试图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深层的结构,那些不变的东西。

理想家文化沙龙Vol.002

【脉动中国:在传统中寻找迷失的自我】

许纪霖

01.

文化传统流在血脉里

我的新书为什么叫《脉动中国》呢?在我的理解当中,所谓“脉动”,指的就是你血脉中流动的中国文化。

过去总觉得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好像是外在于我们的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这本书想告诉大家,传统浸透在你的血脉当中,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内在于你的生命中。那你怎么办?首先是不要被它把控,你要把控它,最后传统变为你可以把控的东西。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场文化热,后来又叫“第二次五四运动”。我算是80年代的“遗少”,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传统是最坏的东西,中国就是要告别传统,走向现代。这是80年代很多搞启蒙的、年轻人的共识,他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

所以我那时候写的文章多是反传统、批判传统。但那时对传统的了解也只是《论语》当中的只言片语而已,我的另外一本书《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里面有好几篇是80年代写的,写鲁迅、写周作人都是讲传统怎么伤害他们,这是80年代的一个主调。

五四时期杜亚泉和陈独秀论战,过去总认为陈独秀是对的,杜亚泉是错的,因为陈独秀是反传统的,杜亚泉是要把传统和现代、中学和西学接续起来。后来我的老师王元化先生写了一篇长文,颠覆了过去的看法,震惊了整个学界。

90年代以后,风气大变,慢慢人们开始从80年代一种反传统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传统,认识传统,检讨传统。

我当时也是受到王先生的影响,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认识传统、读传统。我是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按理说,传统是古代的,从学科角度来说和我不直接相干。但我一直讲,实际上研究中国近代的学者应该做的是背负“十字架”的工作。

古今中西,在晚清到民国有一个大汇合,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思想。所以,了解中国的现代,必须对古今中西都有了解。要了解西方,同时也要了解古代。因为现代始终在古代的、传统的那条延长线上。所以,我要找中国现代思想的前世今生。

大家知道,所谓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经典,小传统是什么?是化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那些风俗、习惯,乃至于大众的心态。这个东西,你哪怕讨厌,它还是在你血脉里的。我们过去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摆脱传统,但是未必能够做到。

02.

亲缘网络让我们不自由,

但也让我们有了某种安全感

如果按照现代化的一套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变化是人越来越个体化。用谭嗣同的话说叫“冲决网罗”,冲破各种各样家族的、国家的、束缚你的网络,最后成为“一个人“——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我有个好朋友,全球顶尖的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他这几十年一直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的研究,他一直觉得中国变化和世界潮流差不多。但是前两年他突然发现中国发生的变化不一定是西方式的个体化,而是“再家族化”。

过去大家都离开家乡,最好离开家庭,人才自由了,但是中国这些年出现一个“再家族化”的趋势。

在今天的中国,至少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靠夫妻两个小家庭,根本没有竞争的本钱,不管是凑钱买房,还是照顾下一代,都需要大家庭的帮助,只能重新把家族、家庭的力量再整合起来。

《喜宴》

看起来讲家讲人情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即便到了一线城市,实际上也依然生活在一些传统的网络里面。我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一个基本观点展开:中国文化如果从关系网络来说叫五缘文化。

第一是血缘,第二是乡缘。乡缘是血缘的放大,乡是家的放大。

第三是业缘,业缘是同行,又是同乡的放大。今天据说大学周边的影印店都是湖南老乡开的,民营医院是莆田系,鞋也是莆田的。

第四是学缘,传统中也有学缘,科举同场最后中举的,那就是同学,然后大家共同拜当时批我们考卷的、让我们鲤鱼跳龙门的考官作为老师,然后形成一个关系网络,这叫学缘。

最后是信缘,今天城市里边,大家广义上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也会结成缘。

现代中国人都觉得好孤独,但是越是孤独的人,越是希望活在一个团体里,需要有一种认同(identity)。认同,过去这个词很少讲,但是今天困惑着我们的内心。所谓认同就是,你和哪一群人、哪一个团体能够具有同一性,你是归属于它的?

这个问题很突出,因为个人,特别是中国人,很难支撑起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自我,你总是要认同。而中国又特别讲人情,即使在契约关系里面也是要讲人情,所以这个人情一定是和这些关系网络有关。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说的“五缘”,恰恰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不得不应对的。

阎云翔教授做过最精彩的一本人类学研究,叫做《礼物的流动》,他说中国人送礼是大学问,只有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才会慢慢学会。送太多、送过分了,你亏了,你也不愿意吃亏;送太少了,被人看不起。老外永远搞不清楚送什么礼物,也搞不清我们这么复杂的人际亲戚关系。这就是独特的中国文化,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是在这个网络里面的。

当然,它使我们不自由,但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某些依靠。《你好,李焕英》票房很高,我看了半天,从电影本身来说,很稚嫩,但是为什么票房这么好?它恐怕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我们的内心。

《你好,李焕英》

在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和这个家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所以我想,传统并不是很抽象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些网络让我们不自由,但同时让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里有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有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我们总说现代化以后人可能会越来越孤独,成为原子化的个人。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叫占有性的个人主义,靠拥有了多少财富资源或者稀缺的象征符号来自我肯定。

但事实上,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都力图挣脱孤独,进入某种具有人情味的关系网络里。所以中国人一方面好像越来越个人化,另外一方面好像前所未有的也越来越注重关系。

03.

文化是最长程的变化

你是谁?从哪来?要去哪?这些东西都和认同有关,只有清楚自己在哪条文化的延长线上,才能认识到自己是谁。

经济变化是最快的,政治变化也是短时段,社会变化是中时段,但唯独文化是一个长时段的。我不是说一定改不了,起码三代以上,这就是我们说的制约。

从这点而言,我讲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一个长程的眼光。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不确定、有太多的变化。

我比较喜欢做人物研究,我最喜欢做哪种人物的研究?如果这个人太简单,我不大有兴趣,我喜欢做那些精神心灵世界比较复杂的人物,那很考验理解力。另外我喜欢做多变的人,多变都是表层,这多变背后一定有不变的逻辑,这个东西恐怕连他自己都发现不了,但是你能够把它发掘出来。

所以文化教会我们一种什么智慧?让我们从一个长程的视野来看中国。如果看短程,有些人很乐观,有些人很悲观。但从长程来看,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我们自身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宿命。当然我并不是贩卖宿命论,这个东西也是会有变化的,但从文化角度而言,这个变化会相当长程。

我和刘擎老师,因为我们比较熟,多少年的同事和朋友,经常斗嘴,吵架。其中一个分歧是,我恐怕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宿命论者,我要看它不变的那部分怎么制约我们。但是他是一个文化建构论者,他一直讲文化遭遇,遭遇以后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所以他并不相信一个命定的东西。当然,我们各自拥有一部分真理。

确切地说,当两种文化相遇以后,冲撞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它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变化同样被一种长时段不变的文化基因、那种深层结构制约。

今天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书太多了,很多学者都谈过,为什么我还专门搞一本?实际上我是试图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些深层的结构部分、不变的部分是什么。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大概就是试图解释出一种深层结构的东西。

04.

人不是仅仅凭着理性活着,

还有情感和意志

今天我们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用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林毓生教授的话说,就是要实现一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在我看来,一个是要把外来的东西化为我们中国自己的,而不再是外来的东西,成为我们真正可以认同的生命的一部分。第二个要把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好东西升华为世界的普世文明。

联合国成立那一年制定《世界人权宣言》,中国派学者张彭春前往联合国。作为人权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力主,人权观念不仅来自西方人说的理性,还要加上儒家孔子说的“仁”,也就是后来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张彭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把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当中拯救出来,重新解释提升,成为一个和现代能够接轨的价值。

这个努力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陈寅恪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文化的复兴就像宋明理学一样,宋明理学成功地把佛教内化进来,但是它形式上是中国的,思想内核是佛教的,但是成为宋明理学以后就是中国自身的传统。

所以他已经很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未来的文化,既不能是封闭的,也不能是全盘西化的,一定是重新以宋明理学的方式进行一次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所以后来陈寅恪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的时候讲了那句名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就是说,开放吸收是第一位的,但是吸收的同时,还要有主体性。如果你的本位忘记了,最后吸收进来,你的根在哪里,主体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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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殷海光先生到了晚年慢慢意识到认同和根的问题,血脉的问题。他惋惜地说,我们这代人活在乱世,文化传统被连根拔起,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潮让我们无所适从,所以处在彷徨当中。

五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好像还是有同样的感受。很多外来的东西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的知识,工具并不给我们带来一种价值。

所谓价值就是说人生的意义问题,这在现代知识里面是匮乏的。那么我们只有回到经典传统。所以,今天出现了轴心文明的大复兴,西方是基督教,包括佛教,也包括伊斯兰教。而中国文明的复兴,大家重新关注儒家,道家。

大时代里面,传统对我们的困扰可能是终生的,不会因为你了解这些知识就摆脱了,因为在知识层面,可以通过读更多的书,有一个理性的了解,但人不是仅仅凭着理性活着,人还有情感,认同就和情感有关,人还有意志,意志让你选择什么,这些东西同样是一种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有更多的自觉,因为当你缺乏理性的了解,你是不自觉的。但是你更多地了解,情感上有更多的感受,去对应你的理性,成为一个“自觉”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认识我们文化,认识我们国家。

理想家文化沙龙 Vol.002

「 现 场 问 答 」

观众:许老师您好,我昨天刚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提到人生面对的困难,过各种关,潼关、山海关、嘉峪关,您现在也过六十了,也见过不少风景,每次面对磨难,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许纪霖:这个问题蛮好的,这几年有一个年轻一代非常关心甚至焦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问题。过去我们的问题都是向外,但是这些年更多的向内,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

最近看《奇葩说》,我觉得里面大量的都是和这些人生的问题有关。实际上过人生的关,你当然可以凭本能,但是最好背后有一种信仰或者三观。有这种东西以后,就有一种定力。但什么信仰最好?这个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你问的是我,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如果一定要问我什么东西支撑我的话,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士大夫。

前两天接受北京《环球人物》的采访也问到这个问题,记者说他采访过复旦讲《世说新语》的骆玉明教授,他就是一个魏晋名士,很道家的,很庄子的,这是一种活法。但我做不到像骆教授这么潇洒,因为我身上还是有一种一本正经的东西,还有一种家国天下关怀。

道家是把这些东西都卸下了,儒家背负着这个家国天下的沉重的匹夫有责的责任。但我又不是纯粹的儒家,因为我在书里面说过,中国的互补结构里,中层结构对社会精英来说,就是一个儒道互补,进则皆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结构。

我自己的体会是,你的三观也不能太单一,太单一的话很容易崩盘。最好有一种对冲,两种相反的气质你都兼有,这样的话你可以相对比较从容有余地面对人生不同的境遇。当然,顺畅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到过不去的时刻,你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候庄子会给你一些智慧。

不要说人,文明也是这样,东西方几个大的轴心文明都很复杂,凡是单一的都不能称为文明,只是文化,文化都很单一的。文明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它不可能彻底完蛋,东边倒了西边又起来,它不断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资源和能力,人生也是这样

观众:许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在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商业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对冲,比如商业会带来自由化、独立化,同时带来一些规则,比如在线教育、996等,这种对冲的影响是什么呢?

许纪霖:这个问题很好,我很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你们知道刘擎老师成为网红了,实际上他讲的这些观点在学术界而言是常识,比如上热搜的这句康德说的话“人是目的”,这不是人文学界的常识吗?

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常识,今天居然因为《奇葩说》,进了微博热搜,这说明什么?说明今天我们的职场,普遍流行的就是薛兆丰传授的那套知识——商业理性、工具理性。在这套理性下,也许996有它合理的,因为它有它的效率,甚至有更高的回报。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复旦教授对我说,他一个学生在拼多多工作,当然很卖力,远远超过996,拿到的年终奖是月工资的30倍,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理性,他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但是你要知道,个体是理性的行为,对一个整体、集体来说未必是理性的

这就像今天孩子拼命去补习,那是理性吗?那当然是理性,否则你一定输掉。但是整体而言,今天在补习班里学的是什么知识?在我看来就像体操运动员一样,一半是必须要学的知识,还有一半根本没必要学,只是为了打败别人的知识。打败别人的知识有必要学吗?没有必要,但是对你个人是需要的,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浪费,是绝不理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996也是这样,你要成为一个竞争的强者,你是理性的,无论从个人来说,从国家民族来说,好像打败别人的东西都是理性的。但是它最终违背了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终极目的是让人变得更美好,是在一个有尊严、幸福快乐的氛围里生活

所以从这点而言,那些“人是目的”的这些常识,它作为一种对冲的知识,依然在职场是一套底线伦理。今天我们被工具理性、商业理性摆布,它的确是很理性,但这个理性是否本身是理性的,它自身是无法证明的,靠谁来证明?靠底线伦理来证明。

人是目的,恰恰是这套伦理的标准,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标准。如果你突破了这个东西,这个理性就变成不理性了。我并不是反对商业理性,我们只能运用这套理性在社会上混。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还是社会,必须承认底线的伦理价值,形成共识,哪怕做不到,哪怕是伪君子。我一直说伪君子比真小人好,真小人是没有底线的,伪君子虽然做不到,假惺惺,但至少他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是做得说不得的。

最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人人是真小人,根本不承认有一套底线的价值标准,那是很可怕的,那是非洲的丛林世界。

当然,假如你是强者,你是狮子王,你会喜欢在丛林世界里面称王称霸。但是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强者。你今天强,能保证明天强吗?即使你是强者,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可以反抗你,让你最终在一场毁灭性的大风暴里,你成为一个牺牲品。

所以,即使从人人公平的角度,那些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的价值理性,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我们共同的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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