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

《四书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儒家“经典”，它既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又是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的主要立论根据。而“四书”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伟大。

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醇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通奸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文化人，文化人往往是政府官员，像庄子那样完全拒绝做官的道家人物实属例外。学问好而从政，那是“学而优则仕”，现在称为“学者型领导”；从政之余做学问，那是“仕而优则学”，现在称为“领导型学者”。像朱熹那样的人，二者兼而有之，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还是做学问。他为后人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述，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朱熹的文集称为《朱文公文集》，一般人不会去翻，但有一本著作不得不提，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耗费的精力最多，他晚年虽然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且一只眼睛瞎了，还在写这本书，据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琢磨《大学》的章句。“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合称。它为什么很重要？这与儒家的“道统”有关。前面提到，唐朝的韩愈第一个提出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他认为《大学》的“修齐治平”就是对抗佛教的有力武器。李翱抬出《中庸》，认为《中庸》的心性境界足以抗衡佛老。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普遍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当然，《周易》也很受重视。经过朱熹的注释，四书的地位超过了汉唐时代的“五经”。

我们现在很多人想看四书，但不知道先看哪本。朱熹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先读《大学》，奠定人生格局，好比建房子先定个框架。接下来读《论语》，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然后读《孟子》，可以激发人的“浩然之气”。最后读《中庸》，它是孔门传授的“心法”，精深而微妙。当然，这是朱熹的意见。我们今天也可以先读《论语》和《孟子》的部分章节，因为它们比较平易近人，容易理解，《大学》、《中庸》抽象一些，不妨放在后面。

朱熹去世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为法定的教科书。元仁宗于1313年诏令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教材，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就是说，朱熹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四书集注》统治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约70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