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6—1909年，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便穿越中国14个省区，对当时的建筑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20年，他也因此得到了“中国建筑摄影鼻祖”的称号。

《中国建筑》是伯施曼1906—1909年中国建筑考察的成果之一，初版于1925年，共收录700余幅照片，13余万字。从城墙、大门、殿堂、屋顶装饰等建筑结构本身出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探讨中国建筑艺术的本质特征。

下面小编摘录书中部分文字和图片，带你领略伯施曼镜头里的中国古建之美。

城墙

作为建筑领域的重要主题，围墙在中国的运用远超其他国家。围墙处于封闭区域或者建筑群的外部，而城墙正是这一主题的终极形式。

无论在乡间还是城内，很难找到一座没有围墙遮蔽的宅院。其原因归根结底无疑是作为封闭独立的整体，无论宅院中的家庭、官府中的机构，还是寺观中的宗教组织，都必须对外界的目光和影响加以防御。

不管家庭、宗族、村落、同乡会，还是某一省份，甚至整个国家，强烈的集体感给予了中国人莫大的鼓舞，因而有必要以隔离于外界的封闭空间来展现这份团结与统一，而围墙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北京的长城。初建于公元前5世纪，现存建筑主要建于15、16世纪

中国城池的外貌由于地形因素的影响而大相径庭。不过这些城池四周规整的围墙均一致呈现出界线分明的封闭形象，从而成为了这一地区都城驻地的象征。

在郊外，开拓的外郭城虽然常见，对于整个城池而言却无足轻重。不仅北方平原，其他地方的城池同样呈现出一幅开阔而又低矮的面貌，仿佛要与大地融为一体，有时由于树木的遮挡，人们直到跟前才能一睹真容。

▲山东胶州的外城墙

中国城池贴近地面的特点同样适用于城内建筑，并且常常引人注目。

从城墙向内眺望，远远望见低矮的房屋、有规律的屋顶与花园、开阔的平地宛如汪洋一般铺展开来，偶尔有高楼矗立其间，唯独城墙上方的一群高耸建筑最是引人注目。

▲陕西西安府北城门及相关建筑的外侧视图

▲山东济南府城门旁边的石桥与敌楼

北京城显然算是仅有的例外，皇城内高耸而恢弘的宫殿群使整座城池看起来充满了活力。位于多山地带城池的城墙或沿山而设，或将山地纳入城内，无论起伏的地面和丘陵，还是高山与低谷，目光所及之处均是风景如画。

尽管有着严格的构造比例，墙身和城门的雄伟轮廓却经过中国人的一系列设计而显得格外生动与活泼。

▲北京正阳门（又名“前门”，内城南垣的中门）的城楼

▲北京崇文门城楼内侧的雪景。崇文门又名哈德门，为内城南垣的东门，城楼重修于1920—1921年

大门

形形色色的门建筑背后显然蕴含着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其内容与在建筑群外构筑围墙的理念密不可分。

围墙将墙内区域划分为独立的个体而隔离于外界，如此一来，通往内部的入口便相当于进入封闭世界的门户而得以突显。

因此，在诸如皇宫、皇陵、规模上乘的寺庙或皇家园林等宏大的建筑群中，往往接连设置多重大门，并且有规划地形成等级差异，从而在抵达内部气派非凡或神圣至极的景象前，实现层层递进的效果。

▲北京紫禁城内的三座琉璃门。门以砖石砌筑，斗拱楣饰及屋瓦皆为琉璃材质

▲明十三陵长陵的陵门。陵墓主人为永乐皇帝，逝世于1424年

▲山东泰安府（泰山）的南天门。此处直接通往泰山顶峰

若是为古老的中国文化、佛教，甚至儒家文化而建的大型祠庙，则会在类似的格局上另外再添三座大门，分别设立于中央方形场地的四个方位上，作为对现实和精神世界的再现。

▲北京黑龙潭龙王庙内的阶梯

▲四川青城山宫观的小门

殿堂

中国建筑艺术诚然多姿多彩，式样繁复，然而最引人注目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殿堂。

简单的基本轮廓配上立柱和屋顶而得到的殿堂式样适用于下至茅舍上至宫殿的一切房屋，还不容置疑地成为了中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连大型建筑群的规划同样需要殿堂加以点睛，正是位于中央或末端的殿堂构成了整个建筑群的核心。

▲清东陵惠陵的隆恩殿

▲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大佛殿的正视图。前置抱厦

大量的房屋和院落沿轴线依次铺展开来，由此形成一种富有节奏的韵律。因而在大型建筑群中，不同的殿堂在构造形制方面多有差异，其式样和规模根据重要性和位置相互协调。

如此一来，殿堂本身又生出大量独特而迥异的式样，不过仍旧逃不出基本形制的范畴。

▲江苏苏州府玄妙观的三清殿

▲北京颐和园内的楼阁

基本构造奠定了中式殿堂绝对和谐统一的风格，中国建筑艺术令人赞赏的统一性在此得到了最佳诠释，而这种艺术上的统一性正是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写照。

▲北京西山戒台寺的千佛阁

▲北京雍和宫的万福阁

亭子

与所有其他高度成熟的建筑类似，亭子别致外形的产生自然也建立在中国人对它的立意和用途的心理预设之上。

这种心理预设讲求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人的性格所在，也是各种艺术造型的创作源泉。

▲北京景山上五座亭子中的三座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亭式建筑——佛香阁

在中国，脱离纷繁喧嚣的生活，逃入与世隔绝的自然之中，历来便是达成精神宁静专注的标志。

思想家、诗人、虔诚的隐士，甚至功成名就的政治家，均会归隐于偏僻的山林、谷地、寺庙和洞穴之中。他们在那里结庐而居，与自然相伴。

诗人、哲学家的茅屋与亭子通过文学作品闻名于世。他们任职、出生的地方，或者他们的祠堂中也建有实体建筑，且历经数百年风雨保存至今。

此类亭子可见于四川境内为纪念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而设的祠堂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分布于济南府著名的大明湖、杭州郊外的西湖，以及偏远的凤翔府边缘的东湖公园内。

▲山东济南府大明湖的水心亭

▲浙江杭州西湖边的船埠。此船埠为带顶平台。从该亭两侧均能看到水中相隔不远的三座灯塔中的两座。它们构成了西湖十大美景之一的“三潭映月”

园中小屋本因实际需要而产生，通过那些历史上的范例形象这一概念得以完善，进而上升为精神层面的需求，并以格外亲切且富有感染力的种种式样呈现出来。

▲上海湖心亭的茶楼

▲广西桂林府福州会馆前广场东南角上的文昌阁

▲湖北武昌府的亭式楼阁——黄鹤楼

楼阁

亭子的形式继续演进，出现了明显向高处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层数增加和用于供奉神像两个方面。

人们之所以建造高层建筑物，是因为它们优于似庞然大物般的建筑，既可作为城市或自然环境中的地标，也可为八方来客和附近居民提供精神寄托。

这种需求极为普遍，在中国自然也一直存在。此外，这里还涉及权力的表达。统治者要求在他们的住所和都城体现威仪，而矗立的高台楼阁恰恰适合作为权力的象征。

▲北京的钟楼和鼓楼

▲北京钟楼的南视图

很久以前，中国便有类似的高大建筑物存在，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早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便有文字提及黄河中游有一座此类楼台；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了长江下游的另一座高台的记载；同一时期，老子在《道德经》的一章中提到了一种具有九层平台的雄伟建筑。 此类说明均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在洛阳附近曾存在一座巨大的九层木制高楼，后来毁于一场大火。它已属于佛塔范畴，因为佛塔通常体量较大。尽管如此，它的木结构却显示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那些楼阁是何样貌，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它们与武昌黄鹤楼和北京颐和园的楼阁类似。 直到佛塔出现，楼阁建筑才趋于完美。

▲陕西西安府的鼓楼

▲四川成都府周边村庄的城楼

▲湖北宜昌府的文昌阁

宝塔

“宝塔”（Pagode）一词并非发源于中国，而是来自印度语，并在欧洲人的影响下用于指代中国的佛塔。最为常用的中文表达是“塔”或者“宝塔”。

“宝”字特指这些塔楼最初也是最常见的用途，即除了纯粹作为佛教教义的标志，它也是盛放佛陀或高僧遗骨舍利的容器。

正如牌楼常常失却原有的纪念意义，而成为了一个大型建筑群的纯建筑组成一样，许多宝塔也不再是各种舍利的贮藏地，而变成了代表纯理念的佛教遗迹。

它们甚至最终融入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以风水塔的形象赋予了周围景观另一层含义。

▲河南河南府白马寺的天宁寺方塔。约建于公元500年

▲陕西西安府的大雁塔。为方形级塔，初建于公元652年，现存建筑建于公元701—705年，高约60米

宝塔虽为舶来品，这一佛教最高圣物的理念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甚至与中式风格完全融合在一起。这背后有内在因素。唯有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建造了如此多的宝塔，并成功地为那些独自立于低矮的佛寺院落中的塔楼设计出一种独树一帜、具有完美的建筑学特性的构造——其类型千变万化，且大多古典纯正。

▲广东广州的花塔。为八角层塔，外带回廊。初建于公元500年，现存式样大约建于明代

▲上海的龙华塔。为八角层塔，初建于公元247年，现存式样建于1411年

▲北京玉泉山的五彩琉璃塔，大约建于18世纪初

实际上，就艺术价值和创造力而言，中国宝塔远远超过了印度、东南亚或日本的所有同类建筑。

南亚的塔由于奢华和虚幻而丢失了艺术造型的节制与限制，中国人则秉持了明朗宏大的基本观念，使得中国的宝塔始终遵循着主要的线条和严格的结构划分，此外还拥有典雅之姿和精神内涵。

而且通过宝塔的韵律感，连动感十足的轮廓和丰富多样的细节处理也显得克制而又高贵。

▲北京天宁寺塔的外观

▲北京天宁寺塔基座的局部视图

▲北京八里庄塔的基座和塔身。此塔建于1576—1578年，以砖、陶和灰泥为材料

《中国建筑（全二册）》

[德] 恩斯特·伯施曼 著

定价：198.0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