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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阅读为何拥有奇特的吸引力?

时间:2022-01-28 14:39:42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点击数:242584

尽管疫情对线下书店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据“尼尔森图书调查”(Nielsen BookScan),英国的图书销量在2021年达到了过去十年中的最高,销售了超过2.12亿本纸书,其中小说的销量比2019年增长了20%,这主要得益于犯罪、悬疑、科幻、奇幻和爱情小说的市场需求旺盛。

在《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中,作者马丁·莱瑟姆谈到了带有娱乐性质的大众化书籍所拥有的情感力量,众多公认的文学大家也喜欢阅读它们。马丁·莱瑟姆是一名从业长达35年的书商,也是英国水石书店任职最长的经理,曾在赫特福德大学任教,之后转向图书销售。他在书里记录了他对图书历史的梳理,对书店顾客的观察和对图书馆、作家等的深入思考,他认为对书籍的热爱见证了更加私密、内省的自我的萌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的第三章“廉价书籍拥有奇特的情感力量”。有少量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 | [英] 马丁·莱瑟姆

原文作者 | [英] 马丁·莱瑟姆

摘编 | 申婵

《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英] 马丁·莱瑟姆 著,王喆源 译,万川文化 |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01

娱乐性阅读拥有奇特的吸引力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说过“廉价音乐拥有奇特的情感力量”,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书籍:娱乐性阅读也拥有奇特的吸引力。

我们很多人都有一本这样的书籍,埋头阅读时很享受却不好意思与他人谈起。也许是因为我们花了太多时间阅读我们“应该”阅读的内容。在 30年的图书销售生涯中,这种现象我已看得太多:人们买安慰书时常常感到非常抱歉,还要闷闷不乐地埋头苦读那些入围布克奖的书籍。

有一种慢性发作的群体性歇斯底里,使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最新潮的东西总是好的,以至于人们都忽略了历史上存在着无数个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这些作家曾经备受推崇,现在阅读他们书籍的读者却寥寥无几。A.N. 威尔逊(A. N. Wilson)告诉我,有一次他和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伦敦散步,她指着一栋房子上的一块蓝色牌匾,那是用来纪念当时的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现在除了蓝牌匾委员会里那些无能的研究员外,没有人记得她。但我们还是害怕错过布克奖入围名单上的书籍。人们很难坦诚地爱你所爱。

经久不衰的作家的特征之一似乎都拥有兼收并蓄的能力,即能够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出人类的怪异。这就是为什么童话和神话不断重回主流文化,就像牛头怪冲进一家高雅的餐厅。马德琳·米勒(Madeleine Miller)的小说《喀耳刻》(Circe,2018)、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的《神话》(Mythos)、尼尔·盖曼(Neil Gaiman)的《北欧众神》(Norse Mythology)成为畅销书,以及漫威电影大受欢迎都是上述所言的证明。“我们现在都是极客了”,有些人强调这种现象不是一直都存在。但事实是,我们一直是极客,幻想着森林、半兽人、无形生物、亦正亦邪的洛基式人物与混乱的家庭;只是当代的高雅小说似乎还不够成熟,不适合我们躁动的集体无意识。几个世纪以来,为了满足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需求,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经历种种雕饰琢磨,灰姑娘才因此有了395个变体。

《长日将尽》,[英] 石黑一雄 著,冯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当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和大卫· 米切尔( David Mitchelldo)这样的伟大作家突然写下超凡脱俗的奇幻故事时,他们会把出版商吓糊涂的,出版商害怕“科幻小说”这个词,因为它可能就像廉价的霞多丽葡萄酒(Chardonnay)。然而,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和 J. K. 罗琳(J. K. Rowling)这样的开拓者毫不避讳地开垦神话和童话的世界。受人尊敬的小说家A. S. 拜厄特深情地编辑了《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她回忆道:“我童年时,我喜欢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关于孩子做孩子该做的事情,比如争吵、做饭和露营。我喜欢魔法,喜欢虚构的事物远胜过真实的事物。”她承认“非常奇怪——当你想到这一点——每个不同形态的社会,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需要这些虚构的故事”。她观察到,奇幻故事在互联网上一直非常火爆。由于大多数成人书商都不太迎合我们对奇幻小说的需求——如今我们都假装是霍布斯(Hobbesian)理性主义者——所以我们的需求在网上点击鼠标时迸发出来。弗洛伊德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满足愿望实现的幻想;荣格(Jung)会说,投身所有这些童话故事的森林只是集体潜意识在起作用,帮助我们度过尼采所谓的“生活的可怕之处”。

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小说”和通俗读物里的故事呢?早1929年,俄罗斯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认为小说“始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论断简直是胡扯;小说早在“传统文学史”之前就存在了。他指出,像塞万提斯(Cervantes)和斯特恩(Sterne)这样的早期小说家,作品都是从模仿“低级”文学形式——通俗读物里出色的童话故事开始的。他认为“小说”只是一个名字,而他所说的“小说性”(在俄语里听起来可能很美妙)是永恒的。他引用了长相酷似奇科·马克斯(Chico Marx,甚至连帽子都很像)的巴斯克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乌诺(Miguel de Unamuno)的话:任何一个发明“小说”这个概念的人都脱离现实。巴赫金一贯大胆,仅仅因为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就标榜苏格拉底(Socrates)是第一个已知的“小说家”,或者说是“小说性”的实践者。当时挨家挨户卖通俗读物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在卖小说和心理治疗相关书籍。

一些文学上的巨大飞跃或是独辟蹊径,都是因为新作家热情地接受了永恒的故事。比如,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喜欢看西部片;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是电视肥皂剧的忠实观众,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特别喜欢《蜘蛛侠》(Spiderman)电影。哈兹利特(Hazlitt)写的一篇关于拳击的文章震惊文坛。乔叟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街头语言的粗俗趣味。而莎士比亚的街头俚语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删去了。纵观整个历史,保守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一直试图秉着上帝或好品味的名义,删减小说中的娱乐趣味。他们尝试过,但失败了。奥威尔(Orwell)知道,无论文化程度较高的阶级怎样假装嘲笑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化,他们内心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即使他们不能在晚宴上谈论这些:

这提醒人们,尽管曾经有过阶级之分,但英国的文明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多么像一个家庭。审视自己的思想,你是唐·吉诃德(Don Quixote)还是桑乔·潘扎(Sancho Panza)?几乎可以肯定,两者都是你。你真实私密的自我……戳穿了你美好的态度……说这不是你的一部分,那就是在撒谎。

——《唐纳德 · 麦吉尔的艺术》随笔(“The Art of Donald McGill” in Essays,2000)

电影《别让我走》(2010)剧照。

02

通俗读物通常是“伟大”小说的删节版本

从1550年到19世纪末的300多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无论贫富,都喜欢一种扣人心弦的书籍——通俗读物,这种书籍现在几乎被摧毁了。这是一种短小而廉价的书籍,通常附有生动的插图。通俗读物普遍存在于整个欧洲:在法国称为蓝皮书,在德国称为民间书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称为线装书。马克·爱德华兹(Mark Edwards)在16世纪50年代研究德国时发现了“一个汇集了600万本‘民间书籍’的市场”,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人们只读一遍的特性,当人们在厨房或盥洗室再次阅读之前,往往已经有很多读者。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英国“通俗读物”的销售路线有着模糊的共同记忆:“黑白版一便士,彩色版两便士”。这些通俗读物没有封面,而且是用最便宜的纸做的,所以大多都已经降解消失了,通常是因为被用来当馅饼包装纸或是其他更糟糕的用途。在17 世纪,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描述了这样一个伦敦:里面塞满了注定要成为“馅饼殉道者和流浪汉遗物”的通俗读物。直到20世纪20年代,迪安森林里一个矿工的女儿,她唯一的读物就是厕所里撕碎的书。通俗读物几乎被抹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往往被书籍品味的仲裁者(大多数是男性)嘲笑或轻视。图书管理员认为它们根本不值得收集。

这些通俗读物里的故事无所不包,鬼魂、犯罪、骑士探险、沉睡的公主、不幸情人与不轨行为、神话与奇迹。就像今天的社交媒体一样,这些故事可能不符道德、违反宗教、颠覆政权,但他们却不只是粗制滥造的。这些故事包含世界新闻、盗版诗歌、删节的小说、失传的民间传说和许多有用的信息。

不同年龄段的人都阅读通俗读物,佩皮斯收集了215本通俗读物。山姆·约翰逊(Sam Johnson)63 岁时还随身带着一本《帕尔梅林》(Palmerin)作为消遣。对鲍斯韦尔来说,一家通俗读物印刷厂是一座神龛,他于1966年怀着哀伤的心情再次来到这里:在迪·西(Diceys)、弓箭教会园(BowChurchyard)、齐普赛街(Cheapside),身处于老朋友们印刷出来的地方,《杰克和巨人》(Jack and the Giant),《哥谭七贤》(The Seven WiseMen of Gotham)……他沉浸在一种浪漫的感觉中。童年的魔力出乎意料地涌回他身上——我们靠人生的伪装打造出幻想中的自我,而那些充满想象里的日子就藏在这些伪装背后。他离开印刷厂的时候买了两捆通俗读物。

就连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下议院也半真半假地承认,他最喜欢研究“《帕尔梅林》(Palmerin)和《唐·贝利亚尼》(Don Bellianis)这两个古老的爱情故事”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并不完全否认喜欢很久以前在廉价读物上读到的“天真而又粗俗的鬼故事”。在诺福克郡高级治安官的家里,尼古拉斯·勒斯特兰奇爵士(Sir Nicholas le Strange,1811—1880)回忆道:“一位贵妇人经常脱口而出这样的句子:上帝爱我,就像我爱流动书贩一样。”

在较贫穷的人中,约翰·班扬(John Bunyan)承认自己的“原罪”是喜欢通俗读物而不是《圣经》,出身于贫苦农家的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非常喜欢街头兜售的只卖一便士的迷信故事”。他把所有的便士都攒起来买通俗读物,而且认为“这些通俗读物和农民的祈祷书一样有纪念意义”。他最喜欢的通俗读物是《以弗所之七圣童》(The Seven Sleepers)、《国王与鞋匠》(The King and the Cobbler)、《杰克与豌豆》(Jack andthe Beanstalk)和《罗宾汉》(Robin Hood)。大多数小贩的存货中几乎都少不了《罗宾汉》,人们喜爱罗宾汉,因为他满足了大家内心深处对森林那种原始的渴望,而且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感也令人们感同身受(我们中有一部分人仍旧有这种感受)。

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东部人瓦尔特·索斯盖特(Walter Southgate)喜欢的通俗读物讲述了迪克·特平(Dick Turpin,英国的一名拦路强盗)和“水牛比尔”(Buffalo Bill,一名南北战争军人)的故事,但据他回忆,这些书“被他的老师没收了,这些老师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作为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后现代主义者,索斯盖特认为这些故事与笛福、斯科特和狄更斯的小说有着相似之处。另一个伦敦警察乔治·亚考恩(George Acorn)“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他从‘廉价惊悚小说’读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而且怀有同样的欣赏之情。他能言善辩地指出,《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现在被认为这是一部经典名著)“和普通廉价惊悚小说上的海盗故事并无不同,只是带着一个伟大光环”。通俗读物不仅是通往文学经典的门户,本身也包含着伟大的东西。

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外,通俗读物通常是“伟大”小说的删节版本。在《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和《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正式出版的一个月内,市面上就已经有多个盗版和删节版出售。历史学家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说,现存的18世纪《鲁滨孙漂流记》中,竟然有75%是节略版的通俗读物,“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与笛福同时代的人看到的‘原版《鲁滨孙漂流记》’究竟是什么样”,而且这一问题适用于所有的经典名著。她还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在印刷文化中,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经典小说的节略版通俗读物在全社会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文学评论家们对这类小说怎样植入当代意识的研究存在严重缺陷。

1882 年,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撰写的通俗读物研究报告最为全面,《18世纪的通俗读物》(Chap-books of the 18th Century)有500页,长得令人着迷,目前已经绝版,但其中收录了相当丰富的通俗读物书名:

《森林女巫》(The Witch of the Woods)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Strange History of Dr Faustus)

《梦与痣》(Dreams and Moles)

《恋人的争吵》(The Lovers’ Quarrel)

《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John Mandeville)

《盲人与死神的对话》(A Dialogue bet een the Blind Manand Death)

全国各地仍然存在着大量没有列入书目的通俗读物,而且这些通俗读物的存在从来不以伦敦为中心。在牛顿斯图尔特和赫克瑟姆这样没有出版商的偏僻小镇,有一些书商在自家后屋用改造过的破旧打字机印书,上色部分则是孩子们动手完成的。直到最近,流行文化史学家才开始艰难探寻了通俗读物这条神秘的文化河流。比如,苏格兰已知的通俗读物有近2万种,但爱丁堡国家图书馆只收集了4000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 Stevenson)也许是苏格兰最经久不衰的作家,他在通俗读物中度过了有声有色的童年,这就像今天的节略版图像小说、漫画或是伊妮德·玛丽·布莱顿(Enid Mary Blyton)的童书。(读这些书时难免被嘲弄:“读一本合适的书籍,亲爱的!”)史蒂文森甚至还自己写了通俗读物向这一体裁致敬。狄更斯整个童年都在读“一便士惊悚小说”,这些书很有“把我吓到魂不附体的才华”,他最后那本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 in Drood)其实就是在追溯他童年时读过的一个恐怖小故事。柯勒律治儿时对通俗读物版本的《天方夜谭》魂牵梦萦,惹得他父亲烧毁了这本书。歌德认为,像《蛇女梅露希娜》(Melusina the Snake Woman)这样的故事,是从通俗读物流动书贩那里买来的,这些故事“写在丑陋的纸上,几乎看不清”,却对他的哲学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G. 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为这些通俗读物正名: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就像“一件件繁杂的琐事”,其中包含了一切孕育“伟大文学”的主题。

神奇的是,南卡罗莱纳大学(这所大学不在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了这些昙花一现的作品。据估计,18世纪英国每年销售额约400万册通俗读物,而当时人口只有700万左右。

通俗读物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日渐高升。通俗读物不仅提高了穷人的识字率和增加了阅读时间,还促进了社会变革和小说的发展。大约在1860年之后,蒸汽驱动印刷机取代了手工作坊式的书商,接替通俗读物的是“一便士惊悚小说”和“一先令恐怖小说”。这些书籍反过来又为廉价的平装书铺平了道路。通俗读物的精髓也存在于图像小说中,而这种艺术形式现在赢得了种种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