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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天生一个孔子命

时间:2021-05-16 20:27:54 来源:凤凰网国学 点击数:765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理学体系集大成者,把理学思想创新发展并被官方认定为正统的哲学思想的人——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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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被认为是儒家里面仅次于孔子的人物。中国儒家的代表,前1000多年是孔子,后700多年是朱熹。先秦儒家以孔孟为正宗,宋代儒家以程朱为正宗,程朱加陆王,构成宋明理学的四大家。

儒家的人物那么多,论资排辈就很讲究。朱熹到底排在什么位置呢?他被排在“孔门十二哲”中的第11位。这个排位与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关。

传说康熙皇帝私下里改名换姓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中了个探花,第二名,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就有这个情节。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康熙皇帝对儒学很推崇倒是真的。他在看过《朱子大全》以后,下诏将朱熹列入孔庙的“四配”之后。大家知道,孔庙里面的四配,是孔子学问最重要的四个继承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也就是孔门“四圣”,都带一个“圣”字头衔。再往后,还有十个很重要的人,称为“十哲”,子路、子贡、子夏,等等,都是当年孔子的嫡系弟子。如果按照康熙皇帝的意见,朱熹列在四配之后,那孔子的十大弟子就不好摆了。大臣李光地建议说:“朱熹尽管造诣极深,足以比肩四配,但时间相隔一千多年了,一旦把他放在孔庙的四配之后,恐怕朱熹也心有不安。”于是,康熙皇帝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朱熹置于十哲之后,凑成了十一哲。但十一是单数,不好摆,后来乾隆皇帝干脆增补一个孔子的学生有若,变成“孔门十二哲”。朱熹算是孔门十二哲里面惟一非孔子嫡传的儒者。

我们现在给朱熹的定位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今天重点谈谈他的身世、阅历和主要贡献。

一、“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古人云:“穷学文,富学武。”意思是说读书的成本相对较低。现代人也相信:“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但是,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的人,肯定比白手起家的读书人起点要高。

前面讲到的几个宋代理学家,都有较好的家庭背景,朱熹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叫做朱松,做过建州政和县的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晚年还做过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朱松曾经请人算命,算命先生对他说:

“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朱熹出生在福建,祖籍江西婺源,今天的上饶。他生下来右眼睛边上长了7颗痣,如北斗七星,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朱熹后来的影响力,确实对孔子的儒学有再造之功。

朱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他的几个好朋友照看。他们很给力,其中,刘子羽给朱熹建了一栋小别墅,刘勉之则把女儿嫁给他。一个给他起房子,一个给他找老婆,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啊。还有,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儒者身份,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朱熹从小接触佛教,就与他们有关,他早年认识一个叫道谦的和尚,是宋朝著名僧人大慧宗杲的徒弟。据说,朱熹当年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时,他的行李箱里空空如也,只放了一本禅宗和尚的语录,叫《大慧语录》。朱熹后来回忆说,因为禅宗的和尚说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话不说死,两头都照顾,他就学着和尚的口气,竟然得了高分。

朱熹19岁就考上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叫“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地方的州试,第二级是朝廷的省试,第三级是皇帝的殿试。殿试本来也有通不过的,但宋朝有个特殊情况。当年宋太宗在殿试的时候,以貌取人,把两个长相不好的人给淘汰了,结果那两个人投敌叛国,去了西夏国,给西夏出谋划策,北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宋朝以后便吸取教训,殿试环节就不淘汰了,但排名有高低。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朱熹就属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名次靠后,但19岁考上进士,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宋朝319年,总共才录取了二万多进士,一次就录取几十个,最多不超过几百人。有人调侃说,殿试相当于985,省试相当于211,州试相当于普通本科,其实,这没有可比性,过去是精英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普及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二、拜李侗为师

大家看到“程朱理学”这个名词,就会想到朱熹与二程有关。确实是这样,朱熹是二程的学术传人。问题是,朱熹生活在南宋,二程生活在北宋,相隔一百来年,怎么接得上呢?

其实,朱熹一开始学得很杂。千万不要以为朱熹从小立志做圣贤,就只会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真正要做圣贤哪有那么简单。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这就叫“泛滥百家,出入佛老”,宋明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这个经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小,你就是想做圣贤也没有资格啊。我们现在分科太早,文科、理科、工科在高中阶段就想定下来,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行切割,那绝对是做学问、搞科研的大忌,格局太小,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才。

朱熹大约在24岁的时候,学问才有一个根本的转向。因为这一年,他拜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李侗。李侗是谁?杨时的第二代弟子。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人。列成一个道统传承就是这样: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这样算来,朱熹成了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有意思的是,先秦的孟子也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合称“孔孟”。朱熹与二程也是隔4代,合称“程朱”。有点巧合。

你可能会纳闷:朱熹原来就有私塾老师,加上前面提到的三位刘先生,都有学问,凭什么要拜李侗为师?主要原因是朱熹前面学得太杂,没有主心骨。特别是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太深,前面那三位刘先生就经常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儒佛道三教不分家。朱熹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大问题。他年轻时候研究过道教的神仙术,有诗为证:

“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意思是,不学神仙之术,会很快变老变丑。只能羡慕王子乔那样的仙人在蓝天白云间飞过,吹着芦笙飘向远方。他也写学佛的诗: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

大意是说,闲来无事翻翻佛经,暂时远离尘世的烦恼。在空山新雨后的竹林深处,大自然的幽静更能让人体会佛教“无为法”的奇妙,身心安详而宁静。

从这些游仙诗、禅趣诗可以看出,朱熹年轻时候对佛老二教还是很向往的。这跟他后来强烈批评佛老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24岁时,做泉州同安县的主薄,心中的疑虑增多,于是“徒步数百里”,没有坐车,走了几百里路,专程来到李侗的住所,向他请教。朱熹回忆说,他在李侗面前说个不停,学富五车的样子,还说自己学过佛教。但李先生只回应道:你说那么多悬空的道理看起来高大上,一旦用到实处,就会自见分晓。大家一定要明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名师关键时候几句话点拨你,胜读十年书。

李侗提醒朱熹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真理。这非常重要。李侗明确告诉朱熹儒佛道三教的区别,朱熹经过反复思考,大约在28岁的时候,最终和佛老决裂,回归到儒学,成为与二程一样的儒家道统人物。朱熹有句名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对孔子的推崇类似于西方人对待上帝。我们不妨也来看他的一首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选入了中学课文。如果不了解朱熹的思想转变,一般人只能根据文字,理解成这样:在春天的一个良辰吉日,我来到泗水之滨,只觉得无边的美景是那么清新亮丽。谁都知道这是可爱的春风,才让大地变得万紫千红。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朱熹生活在南宋,泗水是孔子的家乡,远在北方的山东,那是敌占区,跑到泗水河边去春游,那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首诗的“泗水寻芳”只能是象征,象征儒学的春风吹遍了朱熹的世界,他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感到一切都是春光融融。当然,这只是文学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三、一个有道学性格的政治人物

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醇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通奸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四、“四书”因朱熹而升格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文化人,文化人往往是政府官员,像庄子那样完全拒绝做官的道家人物实属例外。学问好而从政,那是“学而优则仕”,现在称为“学者型领导”;从政之余做学问,那是“仕而优则学”,现在称为“领导型学者”。像朱熹那样的人,二者兼而有之,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还是做学问。他为后人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述,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朱熹的文集称为《朱文公文集》,一般人不会去翻,但有一本著作不得不提,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耗费的精力最多,他晚年虽然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且一只眼睛瞎了,还在写这本书,据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琢磨《大学》的章句。“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合称。它为什么很重要?这与儒家的“道统”有关。前面提到,唐朝的韩愈第一个提出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他认为《大学》的“修齐治平”就是对抗佛教的有力武器。李翱抬出《中庸》,认为《中庸》的心性境界足以抗衡佛老。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普遍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当然,《周易》也很受重视。经过朱熹的注释,四书的地位超过了汉唐时代的“五经”。

我们现在很多人想看四书,但不知道先看哪本。朱熹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先读《大学》,奠定人生格局,好比建房子先定个框架。接下来读《论语》,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然后读《孟子》,可以激发人的“浩然之气”。最后读《中庸》,它是孔门传授的“心法”,精深而微妙。当然,这是朱熹的意见。我们今天也可以先读《论语》和《孟子》的部分章节,因为它们比较平易近人,容易理解,《大学》、《中庸》抽象一些,不妨放在后面。

朱熹去世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为法定的教科书。元仁宗于1313年诏令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教材,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就是说,朱熹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四书集注》统治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约700年的时间。

五、朱熹哲学三题

朱熹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我们今天总觉得他的思想很难懂,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人的两种心理障碍。认为朱熹说的都是对的,其实他也有说错的地方。第二,朱熹用的一些概念太模糊、晦涩,我们今天应该用现代语言转换过来。朱熹的哲学思想丰富,我给大家讲三点比较重要的。

1、“理先气后”

理是什么?我们现在说“天理不容”、“岂有此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理,主要是生活中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伦理。虽然理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但理学家的重点是伦理,而非物理。“气”是什么?气就是物质,引申为万事万物。

我们前面说过,张载重气,二程重理,朱熹吸收了两家的思想,但他倾向二程,更看重理,认为理在气先,或理在事先。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为什么说理在气先?按照朱熹的意思,一个事物不存在了,它的理还在,原则、规则还在。比如你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一开始感情好得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熄火了,你认为爱情的“理”还在吗?朱熹会说,爱情之理还在,因为“情理”与你们之间是否恋爱无关。又比如某个人的父母去世了,他不能像父母生前那样去尽孝,但“孝道”还在,你不孝,别人会孝。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中国造了一款先进的五代战机歼20,按照朱熹的说法,中国即使造不出歼20,这款飞机的原理还在。

那么,朱熹到底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你要是跟一个女孩分手了,绝对不会承认爱情之理还在,因为爱情已是过去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朱熹说“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认为即使天地都坏了,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的原则还在。实际上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跟人类具体的生活实践割裂了。但是,自然界中的物理定律就不一样,你造不出歼20,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不存在“飞行原理”,关键你能否发现这个飞行原理并用这个原理来造出各种飞机。所以说,朱熹的理在气先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有点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唯心主义”去否定它的某些合理性。

2、“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在二程那里就提出来了,但朱熹说得更明白,过去认为这是提倡宗教禁欲主义,遭到非议。朱熹的原话是: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如果单独从字面上看,谁都感到有点毛骨悚然,觉得这不是人说的话。因为只要是人,都会有欲望,要是把欲望都浇灭了,那人活着还有啥意思?看来“灭人欲”这个灭字用得太绝对了。但是,如果你结合儒家文化的背景去理解,就不会误解朱熹。

什么叫“天理”?什么叫“人欲”?《礼记·乐记》上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意思说,一个人在外部环境的诱惑下,如果不能自我节制,就会丧失本来的道德良知,穷奢极欲。这本是人之常情。过去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两朝”,人在富贵的环境中最容易忘乎所以,骄纵横蛮。孔子的学生子贡做生意赚了钱,他问孔子:“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傲,如何?”孔子回答说:“当然不错。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贵而以礼待人。”孔子说这样的话,确实很高明。

《尚书》里面记载上古时候的圣人舜曾经告诫禹,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坚守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十六个字放在今天还是座右铭,很多书法家喜欢把它送给有身份的人,以示策励。

现在再来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道心,人欲就是人心,更确切一点,天理就是人类崇高的道德原则,人欲就是失去控制的私心杂念。古今中外,节制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人性的光辉所在,任何一位道德学家都不会鼓励人去满足私欲。为什么?欲壑难填。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正常的穿衣吃饭是天理,老想着山珍海味就是人欲。找老婆是天理,嫌三妻四妾还不够是人欲。这是朱熹的原话。

有人说,中国人口味重,除了凳子以外,四只脚的都吃;除了飞机以外,两条翅膀的都吃。这叫“暴殄天物”。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据说就是人类吃蝙蝠的报应。其实,蝙蝠已经长得不像个食材,可是某些人还是要满足口腹之欲,这就是典型的灭天理,穷人欲。

3、“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朱熹曾经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这个读书方法后来被人讽刺为:

“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

批评他的这个人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他有感于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自宋朝以来,由于受到朱熹的影响,儒家培养的都是文弱书生:“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还说,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像妇女一样,缺少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娘炮”。我们今天看的有关明朝的一些电视剧,里面都是些“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组织,一个个凶巴巴的样子,跟颜元说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到底电视剧真实,还是颜元说的真实,这里就不讨论了。不过,颜元说朱熹提倡“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确实揭示了它与佛教的关系。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佛教和尚会打坐,朱熹也提倡打坐,难道这两种打坐是一样的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其实,打坐与静坐是一个意思,来源于佛教的禅定,英文叫meditation。朱熹早年热衷于佛教,他认识大慧宗杲的徒弟道谦禅师,还写过关于坐禅的诗,后来他拜李侗为师,回归儒家。此后就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刻意将他的“静坐”与佛教的“禅定”区别开来。

“静坐并非要人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

朱熹说,儒家的静坐,也就是把心收敛,以便专心读书或做事,与佛教的老僧入定绝然不同。不过,我这里要告诉大家,朱熹说坐禅入定是“断绝思虑”,这是不对的。你要是去庙里体验一下,或者问问一位法师,打坐是“断绝思虑”吗?回答肯定不是。佛教有各种禅定的方法,基本要求就是“静虑”,目的是消除烦恼,朱熹学过禅,应该明白,要么就是他故意说错。比如,他曾举了一个“主人翁惺惺着”例子:

有一个禅师,天天都唠叨同一句话:“主人翁惺惺着。”意思是,心灵的主人啊,你务必要清醒,千万别犯糊涂啊。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看住自己的主人翁,什么事都不管。有一天,这个和尚的父亲被他人欺负了,有人告诉他这个坏消息,让他赶紧想办法去救。可是,这个和尚无动于衷,一心念着他的“主人翁惺惺着”。

朱熹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告诉他的学生,佛教的坐禅入定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管”,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道德责任。但是,儒家就不同,必须时刻关注道义的要求,承担社会责任。

从朱熹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跟颜元批评的“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还是不同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禅宗的和尚毕竟是出家人,他们尽管提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但还是不能看到“事君事父,无非妙道”。宋明理学就是接过禅宗说的,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统一起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朱熹还没有完全做到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一起来,因为他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坚持要与佛教彻底决裂。本来,静坐就是用来放松心灵的,佛教的禅定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灵放松技术,是值得儒家学习的。但朱熹不敢承认他的静坐方法与佛教有关,刻意撇开,他的言论显得有点矫情。

顺便提一个细节。朱熹晚年身体不好,还研究道教的《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写了一部《周易参同契考异》,因为害怕别人笑话他,就用了一个化名,叫做“空同道人邹䜣”。实际上,道教的某些法术也是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对于养生长寿是有帮助的,但朱熹私下里做了,却又不敢公开。这也说明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一方面在“道统”上有纠结,另一方面心胸确实还不够开阔。不过,这并不影响朱熹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也说明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圣人。

好了。朱熹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他们两个人思想差距很大,曾经有过轰动一时的江西“鹅湖之辩”。我们下次就讲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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